我和老金生活多年，在个人待遇上，他从来都不计较。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分房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我们结婚5年后，有了第一次分房机会，当轮到我们时，只剩下一套了，和他排序相当的还有另一名干部。他没和我商量，就把房子让了出去。我听说之后，非常不高兴：“咱家也急等住房，咋能说让就让了？”老金耐心地说：“他家属刚刚随军，比咱的难处多，我们两个家都在当地，有点困难好克服。”听他说的在理，我只好同意了。从此，我们一家三口人挤进了不足8平方米的集体宿舍，一住就是5年。
后来，几经调整，他要了一套条件一般的房子。临退休那年，总队建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房子，并明确规定优先分给退休老同志。老金有资格调换一套，我见他又有推让的意思，就提前打“预防针”：“这是组织上给你的待遇，今后的机会也不多了，咱可千万不能错过啊？”“一家三口人能住多少地方，有这套房子，就不错了，你没看社会上还有多少没房住、没饭吃的，人不能不知足。”最后，他还是再一次推让了。
老金最看不惯为争待遇动脑筋的事。
金国庆的父亲是1945年前参加革命的，当时没有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后来按照记载时间，被定在1945年之后。老人去世后，金国庆的几个弟弟和妹妹想帮助爸爸把参加革命的时间搞明白，一是为家里政治上光荣，二是可以给家人带来其它方面实惠。金国庆是长兄，又在部队工作过，大家想让他牵头。金国庆不答应，还教育大家：“当年爸爸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个人利益去的，虽然在认定时间上有误差，但是爸爸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不会磨灭，他老人家在世时都没找没问，如今我们怎么能为这事去动脑筋呢？如果是对父亲好，咱们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出点样子来，让爸爸在天之灵得到安慰。”后来，家人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而是纷纷在各自岗位上争当先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的四弟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科技百强能手”。
有一次，我单位涨工资，只有部分指标，当时我是工资员，本人工作干得也不错。但是，只给我涨了半级，我感到有点委屈。回家后和老金诉苦，想让他通过关系帮助找一找。老金耐心地安慰：“涨工资又不是每个人必须涨，单位需要照顾的人一定不少，条件不如咱的肯定也很多，涨半级总比不涨强，咱们就不要为个人待遇动脑筋了。”一席话，说得我消了气。
老金牺牲后，武警森林指挥部和总队党委高度重视，指挥部领导专程从北京赶到长春看望我们，并征求意见，研究解决家里实际困难。我当时表示：“老金在世时都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也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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