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学派，甚至不同的政治立场，它们的调查方法不同，它们的问题意识也不一样，提供的资料也不同。如果，我们看这些资料不去看这些调查者的学术背景，就很难去理解、吸收这些调查成果。如果你们力量允许的话，能否在编目录时简要地介绍调查者的学术背景、调查的方法及调查的主要成果？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历史学教授）：很多年以前就听说过这个事，上个月看到这本书，很好。正如赵世瑜先生所说，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学术上价值很高。从出版的角度，感觉到可以做大，因为资料很多。我们现在一步一步地出，等以后修民国史时，机会一下子就来了。这是一个想法。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如这么出，是个很大的工程，在人力上又不允许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收集资料。我想，可通过类似的广告让学者都关注这个事情，能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这应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散在国外的资料很多，这里有个翻译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就解决了。总之得有意识地去做大。
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这套丛编的出版对中国近代社会史有扭转性或里程碑式的意义。资料是历史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些年来，虽然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投入，但都是属于手工作坊性质的，研究者随便从哪儿找到点资料就用，没有形成规模。社会史资料更为重要，社会史是一个面上的工作，它不同于事件史、政治史，某个地点、某个时期的资料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正如李老师刚才所说，五十年代出版的近代史丛刊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基础，它不仅培养了许多博士，后来的两三代人都受其影响。我想，可能这一套社会调查丛编对中国现代社会史学科也具有奠基性质的意义。社会史研究，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史料的挖掘做起。
近代以来，自从有了报刊，资料简直是浩如烟海，每个从事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人有时感到无从下手。当时，在翻阅申报等报刊时，我们一直在想，希望后来的学者不用再重复我们的研究，想提供最起码的资料，后人在研究时可以此为参考和基础。这次丛编的出版，既是学术团队的大手笔，也是出版社的大手笔，需要一定的魄力，它支持了一个学科的发展。
史学这个学科具有特殊的规律，没有资料就像没有粮食，大家只能手工作坊式地去做，做出来肯定不怎么成功。希望李老师能够大力呼吁，让资料整理能够立项。
我拿到这套书后，如获至宝。这几天，把文教事业卷和婚姻家庭卷这两卷翻了翻。我觉得，这里面有两层意义：第一，它是资料。第二，它是经过前人加工的资料。从我们现在来看，是两重资料，是当时二三十年代人以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方法和价值观劳动的成果。这对我们研究二三十年代历史的人来说是双重资料。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这套丛编出版意义很大，不能低估，它相当于社会史的基础工程。社会学一直想做基本社会调查的数据库，这套丛编及其目录可以充实我们的数据库，很有意义。这是我说的一个方面。我看到这套书很惭愧。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而现在学风浮躁，有很多方面根本赶不上那一年代。这套丛编的出版，对社会学界应是个震动。我知道，我们社会学系的一个博士也曾经专门研究过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调查，但看过的资料有限。除此之外，这套丛编对社会学也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二三十年代社会调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当时社会的鲜活材料，对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演变具有重大意义。再一个是学科史的意义，比如人类学史、社会学史，包括教育史研究都会用到这些调查资料。我看到这些材料深有感触，那时社会学家的敬业精神值得学习。
徐秀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研究》副主编）：这套书很好。我曾经做过“民间组织”课题研究，用到了几份社会调查的材料。这套书的价值是用不着多说的。民国时期学人用一种很专业、很学术的眼光去调查，他们的方法很专业，他们关注的问题很广，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俗、社会概况等很多方面。出了丛编，今天运用起来很方便。民国时期关注的问题今人同样也关注，很有意义。
另外，我对调查人员的日记很感兴趣，调查日记很有意思，反映了调查的过程，反映了很多问题。
王宪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这套丛编出来了，是个很好的事。没有史料写出来的论文很空洞，拿到国际学术界也无法认可。人大清史所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好头，就史学研究而言，资料积累得越早越好。我们在研究时，也在找资料，但资料很不够，而且找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所以，希望能够出得更多。如果能展开的话，学术价值更高。从市场方面来说，出得愈多也愈好，台湾沈云龙编的几套大型丛书就很赚钱。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希望尽可能地出全。如果不能出全，能不能把目录出版。如果可能的话，做个提要，当然这很费事。
吕文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已经过了学者的加工，是一个学者系统地考察社会的结果。它的可靠性要超过一般的资料，但它的科学性必须经过审查，使用时必须注意。这套书如果要继续出，要做大，需要有一个说明，说明材料从哪儿来，选择的标准为何。任何东西不是万能的，这套书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如果要续出的话，我建议，现在已经重新出版的社会调查，今后不再收入，应收的是那些人们比较难找的刊物上、报纸上的文章，如我在书评里提到的《晨报》、《益世报》的社会研究，和《中央日报》的农村副刊和人口增刊等刊载的社会调查。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我的研究也受益于社会调查。我当时做医疗史研究时，想找一篇吴铎的关于协和医院一千多户病家的英文文章，怎么找也找不着。明方告诉我北大论文阅览室收藏燕大社会学系学生的论文可能有，我如获至宝。找到了之后发现它恰恰就是吴铎的那篇文章的中文版。我当时的医疗史研究基本上已经成书了，准备送出版社了，我立马对协和医院研究那一章社会服务那一栏进行了修改。另外，李景汉的一个学生关于昆明的卫生调查对我也很有用。丛编的出版可以说是开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门类，很有意义，对学生的示范意义很大。编了丛编，大家用起来很方便。刚才许多人都提到丛编的分类问题。实际上，民国时期很多调查背后都有一个大的问题意识，政府的调查、社会机构的调查、社会学家的调查都是如此。政府的调查有个服务于政治的目的。社会学家也有个对社会关注的问题。比如西北调查，背后就是要开发西北。我们用的时候，能否把这个问题意识揭示出来，作为我们对调查分类的一个基本原则。最后是对出版社的建议，能不能做个长远规划，如十年计划，做大了可能成为出版社的一大品牌，相关专题也可以纳入。
专家们对《丛编》的续编及后续系列出版计划充满期盼，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希望这套书能成为近代社会史资料整理出版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出版界朋友进行这样的奠基性工作，有计划地、成系列地、分门别类地整理出版一批近代社会史资料，并能够得到学术管理部门的有力支持。唯有这种学科基础建设工作的实施，才能使研究走上有序、正规、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使近代社会史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可以预见，随着一批近代社会史资料汇编的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将开始告别以往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分散化研究，而转入基础性与研究性相衔接的系统性、规模化研究，使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迈上一个新台阶。（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