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远路还伸大拇指，若非愚公，何人能为？
事实上，这些绕远走新路的人一点也不“愚”。从成都到新都，约30公里左右的距离，若在北京，也就是刚绕三环路大半圈的路程。可是，往来这30公里的车辆，如果走高速公路，来回需要交纳通行费24元；如果走另一条路，也需要12元。过去，这两条路之外，还有老川陕路，还有新都区为了打通与成都市区的联系而修建的蜀龙路（一、二期）。不料，有关部门的一纸通告后，原有的一个公路收费站前移了几百米，把原来不收费公路的出口统统囊括了进去，如是，要想往来成都与新都，不留下买路钱是不行了。
新都曾一度是四川省内最大的国家储备粮库的所在地，是全国最大的粮食物流基地；就规模而言，也是在西南地区位居次席的电子工业基地；还有在全国也排在头里、在西部则位居第一的家具产业。但是，6个公路收费站如同绳索一般，紧紧捆住了新都的手脚。大一些的企业，上班的、办事的、运料的、拉货的车辆每天要经过这些收费口几十次、甚至几百次……要想企业不走、投资不断，一条连接新都与成都的免费公路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蜀龙路（三期）修建的背景。这也正是这条绕远之路受到行者欢迎的原因所在。类似情况不独新都才有。有统计表明，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在世界各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排名中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国高速公路里程的迅速增加，也使得中国收费公路的里程占到了世界收费公路总里程的90%以上。这个百分比，在短期内，大概还很难有所改变。像北京五环路那样，因为收费而导致车辆稀少，进而被迫取消收费的例子，我们还甚少听说。
现代国家，类似公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均属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其维护，其责任盖在政府，其费用出自公共财政，其源头为公民的纳税款。因此，表面而言，公共产品是被无偿提供给使用者的，而实际上，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正是由使用者以税款的形式预先垫付的。从道理上讲，让公路的使用者交通行费，不啻为向其二次征税。
当然，中国道路的建设与使用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资金的瓶颈，许多地方的国有土地被提供给投资者修建道路，这种投资的效益也正来源于收费。应该说，在特定条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只能由政府来完成，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保证供给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中，收回投资是有时间限制的，因而投资是有风险的。其中的关键还在于，在市场化的环境中，投资者不能把生产产品的风险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就是说，公路的投资者不可以为了保证收回投资、甚或为了取得超额暴利而把收费无限期进行下去。由公共财政出资生产的公共产品，就必须通过相关的批准（预算）和（决算）审计程序，而由非公资本出资、以市场化方式生产的公共产品，就必须承担市场的风险，绝不能“玩”在市场的边缘，通吃市场内外的好处。
新都蜀龙路（三期）的绕远，让我们知道今日“蜀道之难”究竟难在了何处，也为我们对愚公为什么要挖山不止的猜测多备了几个选择。只是，昔日愚公之愚感动了上苍，他的绕远之苦和挖山之役被解除了。今日，那些绕远蜀龙路（三期）的“愚公”、或者那些为路所苦的行者，能够感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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