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研院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科学技术机构与经济两条线发展,虽然偶有交点,却又向着相距更远的方向延伸。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的洪流席卷中国大地,科研院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05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架构。在这种新型架构中,科研机构,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
基础研究:锲而不舍抢占科学制高点
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用金字塔形状来描摹,基础研究既是金字塔稳健扎实的底座,也是金字塔耀眼夺目的顶峰。陈佳洱院士指出,基础研究的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密不可分,基础研究积累越深厚、发展越繁荣,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后劲就越强。同时,基础研究的发展不断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已经成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头。
今天,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明显前移到基础研究领域,然而与其关键地位极不相称的现实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基础研究却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基础研究,是企业不愿也不能承载的重担。
科研单位责无旁贷。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家各类科研机构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主体之一,涌现了一大批能与国际科学界对话的研究群体。说到基础研究,就不能不谈到中国科学院这支代表我国最高科技水平的“国家队”。2004年,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首次实现了“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这一长期以来国际公认的高难课题,并利用五光子纠缠源在实验上演示了一种更新颖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该成果被美国物理学会评为“2004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之一。
――完成了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三维结构的测定工作,将光合作用中所涉及的光能收集和能量转移过程知识全面提升到原子数据水平,使我国光合作用机理与膜蛋白三维结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在我国北方干旱化的发展规律和形成机理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干旱化趋势预测的理论和方法,并对我国北方未来10-50年干旱化发展趋势提出了预测和对策建议,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这只是基础研究的几个侧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两院院士路甬祥如是总结2004年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狠抓科技成果产出,紧紧抓住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紧紧抓住事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公益性科技创新,紧紧抓住世界科学的重大前沿,作出了一批对提高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能力有重要贡献的成果,作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创新贡献,在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原始科学创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技术创新:始终定位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
2005年4月19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对外发布了其自主研发的龙芯系列CPU的最新研究成果――龙芯2号。龙芯2号是国内首款64位的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支持64位Linux操作系统和X-win-dow视窗系统,相当于英特尔Pentiu-mIII的水平。这不是世界最高水平,但伴随着它的成功,我国掌握了一大批通用中央处理器研制的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是国家科研院所始终坚持的技术创新方向。李国杰院士认为,按照创新体系的合理分工,国家科研机构不应与企业争“市场”,要从企业能做的技术研究中退出来,科研单位应强调科研成果的辐射面,而不是一般的成果转化。只有定位于做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国家科研机构才能真正起到引领和骨干作用。
根据中国科学院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院获专利授权2048件,其中发明专利1484件,占总数的70%以上,登记科技成果632项,其中应用技术427项,约占总数的67.6%。这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
只有当高技术形成产业化并带来经济效益,技术创新才有意义,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才能实现。从广袤的青藏高原,到烟雨迷蒙的江南,国家科研机构高技术产业化的脚步遍及中国大地。
在青藏高原曾经荒芜人烟的扎布耶盐湖旁,一座依托于碳酸锂产业的现代化城镇初具雏形。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带领他的团队,摸清了扎布耶盐湖碳酸锂储量,并另辟蹊径地利用碳酸锂高温沉积的特性创造性地采取“太阳池”和淡水浸取法选矿这种独特的低成本技术。现在,扎布耶盐湖的碳酸锂已经进入工业化生产,计划明年能达到年产3000吨的目标。扎布耶盐湖成了名符其实“用斗量金的金湖”,成为青海省奔小康的先锋。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中科院“技术创新成果规模产业化专项行动”中,仅2004年一年就形成投资4400万元,拉动社会投资逾2亿元。通过技术转移,使地方企业形成营业收入359亿元,利税近68亿元。
咨询建议: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咨询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科研机构的最主要工作之一。200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观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成就展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加强前瞻性科技布局,加强战略研究,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为国家宏观决策积极提供建议和科学依据。这不只是对中科院的要求,也是对所有国家科研机构的期望。
凭借人才的众多和跨学科、跨领域的优势,科研单位积极参与到决策的可行性论证、最优化方案选择,以及项目评估等每一个步骤中。记得曾经有一位院士在采访中表示,近些年来政策咨询已经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正是因为科研机构公正而详尽的咨询建议,每一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项目和政策的出台,都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战战兢兢,而是大刀阔斧、底气十足,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果断决策。
重大工程的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如何在决策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咨询阶段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中国工程院担负了20多项国家重大科技咨询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研究》、《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这些项目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为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咨询过程也是创新过程。在“东北水资源”项目中,院士们创造性地组建了一支跨省区、跨部门、跨学科的咨询团队:这个团队中不仅有两院院士,还联合了有关部委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高级专家;不仅有钱正英、刘宁等水利专家,还有沈国舫、李东英等来自林业、气候、矿业、能源等行业的泰斗。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曾评价说,这种咨询形式弥补了过去的分部门、分学科研究深度有余、广度不足的缺点,通过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渗透,咨询报告也更加客观和全面。
经过近2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的科研机构已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科研机构已走出“深宅大院”,更紧密地与国家的需求和高技术产业结合,在自主创新的天地里不断谱写新篇章。展望“十一五”,在党中央加强自主创新的号召下,肩负历史重任的科技工作者,必将以崭新的姿态,创造出自主创新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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