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化”与“荆楚文化”虽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同一概念。湖北文化是以湖北行政区域为单位，以湖北地域上包括楚
地域形象：“亦南亦北”
湖北文化的交融性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位于古楚国中心区的荆楚旧地原本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少有民族偏见，且立于东西南北之中，介于华夏蛮夷之间，不仅是楚文化向东南传播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会交流之区。文化开放、“夷夏交变”，熔铸了楚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而“亦夷亦夏、非夷非夏”，是对楚文化兼收并蓄、杂陈博致这一重要精神特质的准确概括。屈原的诗歌就体现了“夷夏交变”的特色。
从行政区划的变迁来看，元代以前，今湖北地域曾长期分属若干个高层政区，如鄂北曾长期与河南联系在一起，鄂东南曾经划归江西，鄂东北曾与皖西合并在一起。直到南宋以后，今湖北省区才初现轮廓。而在湖北行政区划最后整合确立的过程中，周边各省的文化因素不断融入湖北文化系统，史志记载，湖北各地“俗尚杂而多端”。如鄂西北地区“民兼秦晋之俗”，“有西北之风”；鄂西南山区“人好巴歌”；鄂东南一带“有三吴风”。这种情形确实显示出湖北文化强烈的交融性。
从地理方位来看。湖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因此在历史上地域面貌不断发生变化。西周早期时，以今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属于中原周文化的范畴。从春秋中叶楚人自称“我蛮夷也”到秦汉，江汉文化所表现的是典型的南方文化特征。自东晋南北朝到宋元时期，荆楚文化又被视为北方类型，“异于江之南之俗”。明代以后，湖北文化总体上被判归南方。即使是这样，两广一带仍称湖北人为北方人。与此同时，湖北人在信仰和生活习惯上虽接近南方，语言却属于北方语系。这种时南时北、亦南亦北的地域形象，足以表现湖北地域文化交会兼容的特征。湖北人之所以不太有地域偏见，其重要原因或在于此。
区位优势：“天下喉襟”，“文化枢纽”
湖北在地理位置上还有一个特殊优越性，这就是地处“天下之中”，境内交通线路纵横交错，承东启西、接南转北。有学者研究认为，历史上湖北境内影响较大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其一经荆州、襄阳纵通南北，其二沿长江横贯东西。在经过鄂北的南北向交通占全国主导地位时，襄阳、荆州处于咽喉之地。如北宋时转运物资，一般先由水路或陆路运送至江陵，再由江陵经荆门运至襄阳，然后由襄阳送至京师，或转送至陕西、河东沿边地区。故唐人萧颖士说：“襄阳乃今天下之喉襟。”北宋苏轼则说：“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沿长江一线，临江而立的鄂州（今武汉武昌）历来是交通要道，这从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可以概见。途经鄂北的交通线衰败之后，长江一线交通勃兴，武昌更一跃成为“山水之聚，舟车之会”、“物货之交”的地方。这里的“聚”、“会”、“交”、“孔道”、“喉襟”、“往来之冲”等概念，都意味着湖北不仅本身与南方和北方的文化交通便利，而且是南方和北方文化交通的必经之地。伴随着物资、人员、信息的流动，中原、秦晋、燕赵、齐鲁、巴蜀、江淮、吴越、岭南、云贵、湖湘等地的文化被传播到湖北，在“往返交错”之间，极大地强化了湖北文化的交融性。对于湖北的区位优势及其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梁启超曾评论说：“统观前后二千余年，湖北为中国文化枢纽，在文化史上实居重要的地位。”
汉口兴起：“九省通衢”，交融百方
明清时期，汉口的崛起以及“武汉”的形成，将湖北“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湖北文化的交融性。
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天）启、正（崇祯）之际”。由于汉口依长江、傍汉水，“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因此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千?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的商业重镇。至清中期，人称“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其繁盛程度可以想见。乾隆《汉阳府志》曾分析道：“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论其繁荣，“九州诸大镇皆让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则使然耳”。这个“地势”就是指汉口“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清代学者刘献廷进一步指出汉口的地理优越性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至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沿用了乾隆三年湖广总督史贻直对武昌的“九省通衢”的称呼，以此概念来表述汉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在一份奏折中说：“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九省者，或诠释为川、陕、豫、晋、贵、湘、鄂、赣、皖九省，或以九言其多，非实指九省。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教会势力的渗入，新式学堂的创办和近代工商业的兴办，又使以汉口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盛极一时，时有“中国第二大港口”、“东方芝加哥”之称。光绪三十一年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以及1936年粤汉铁路的建成，更使以汉口为重心的武汉三镇的“九省通衢”地位趋于稳固。
“武汉”之称，始见于明代万历年间。尽管明清时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并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但当时人已在感觉上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汉口（辖汉阳县）与武昌合并，划为京兆区，作为首都，是为武汉建市之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武汉不仅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而且首创辛亥义举，使天下响应，结束千年帝制，推兴大革命浪潮，使工农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几度风云际会，名动华夏。而武汉在交会、交融东西南北四方文化流的同时，又把充分交融的文化源源输送到湖北各地，再向四周辐射，使湖北文化交融八方、博采众长的泱泱气概更为鲜明。
移民社会：“俗尚杂而多端”
除了历史传统、行政区划、地理位置等因素外，外来移民对湖北文化的交融性特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流动和迁徙既是文化异地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古代几次大规模的北方民族南迁的运动中，今湖北境内，不仅是北方移民南下的通道，而且也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有学者统计，仅两晋之际至刘宋时，北方流民成批南迁到今湖北地区的就有5次。元末明初是外来流民、移民进入湖北落居的高潮时期，而在落居湖北的移民、流民中，以江西人为最多。有关史料称：“元至正末年，朱太祖与陈友谅构兵鄱阳湖，民无安居之所，故徙楚。”研究表明，在部分州县，江西籍流民、移民不仅在流民、移民中占有重要比例，甚至在落居地的人口总数中也占绝对的多数，远远超过当地土著。这就是中国人口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由此，明清湖北实具有移民社会的性质，“侨户杂居”、“率多流寓”、“地多异省之民”、“客处浮于土著”乃至“土著者十无一二”、“俗尚杂而多端”正是对明清时期湖北移民社会的历史描述。湖北居“中”独厚的自然优势和商贸氛围，还引来各地客商汇集于此。明清时期，湖北许多地方“工商皆自外来”，“工匠无土著”，“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日用所需，惟徽商操其缓急而收其厚利”，“凡开张百货、通盐利者，又皆三吴、徽、歙之人”。尤其是汉口的兴起，吸引来四面八方的大量流人，各地商帮云集，会馆林立。《汉口竹枝词》与《汉口丛谈》称：汉口一地，“本乡人少异乡多”，“十家八九是苏扬，更有长沙与益阳”,其习俗亦是“杂有吴越川广之风”，“杂而多端”成为本地显著的文化风格。在此典型的移民城市景观下，掩盖着的是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湖北文化的交融性特征不仅是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份宝贵财富。1929年，梁启超来武汉，曾从湖北文化的交融性谈到湖北文化的特殊地位与历史责任。他说：“湖北不惟绾毂南北，而且居东西要衢，文化上应负调融之责任，使东南西北各部（文化）均得以贯通无阻”。从梁启超演讲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如今，六千万湖北人如果能自觉意识到湖北文化的这种融合性优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职责，政府有关部门在决策时如能充分意识到湖北在地理优势、文化优势中所蕴藏的巨大潜能，那么，或许真如梁任公所言：“非独湖北人自己之幸，中国前途受赐实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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