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形势的飞速发展，许多高校规模急剧扩大，现在，四五万学生的大学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号称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的大学也达百所以上。总体来看，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软、硬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诸多不协调。在此过程中，大学校长的能力对于高校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
强烈的传统文化意识
中国有着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传载物，它不仅包含了浩如烟海的、弥足珍贵的人类文明成果，而且愈来愈多地显示出适应未来发展的强大生命力。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十分优秀而又极其独特的历史遗产，我们不少大学、以及大学的领导者，并不十分在意，往往将传统文化的继承、教育和研究看成是简单的普及性工作，有的甚至将此种极为重要的文明成果与当代科学技术对立起来，在投入和办学资源的分配上，明显地重理工而轻文史。其结果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大学被淡化、轻化、边缘化，学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愈来愈浅薄，造成许多文化观、价值观甚至道德观方面的缺失。尽管中国的党和政府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发了很多文件，但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具体因素――传统的人文和社会遗产，仍然没有被教育政策的制订者和大学校长们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办学中得到一些启发，要有选择地继承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欧美、日本的大学教育也十分重视传统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并向社会输送大量文化人才。这些都值得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借鉴，一定要下大力气，使我们的大学成为保存、推进和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实事求是的定位
当今中国高教界最为热门的关键词，大概要数“一流”了。“一流的校园”、“一流的教师”、“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水平”等等呼声，不绝于耳。据了解，我国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学校就有数十所之多。不少学校动辄购置数千亩地建设新校园，有的学校常年不断地盖大楼，整个学校更像是一个热闹的建筑工地。有的学校忙于超前地购置最新最好的科研设备，以应对各种各样的评估和检查，等等。这些口号或发展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当然很好，但实际情况往往未必切合崇高的目标。也许学校有形的硬件搞上去了，但是一些无形的价值却被丢失或抛弃了。我不曾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考察，但我间接地了解到，大凡有悠久历史的、著名的一流大学，其重点建设的眼光更多地放在得到社会发展认可的办学机制上，如改善条件，吸引最好的、有创造潜质的学生，引进高水平的教师，营造自由和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稳步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目光长远地培植有自身特色的研究项目，而不是匆忙地推出物质成果，以求彰显于世。这些著名大学，大多以保存和稳步推进自身优良传统为主线，而在硬件建设上却慎之又慎，喧闹的建筑工地在校园里更是极为罕见。
我以为，大学要做到知名，成为一流，仅靠采取种种吹糠见米的举措，以期跟踪各种评估指标是难以实现的，就像那些被公认为名牌的日用产品，是厂家经过长年累月的、无声无息的艰苦努力，不断改进性能，提高质量，才逐渐为用户所接受，其“名牌”和“一流”，实际上是消费者心中对此种产品的认可程度，绝非任何纯粹的宣传或评比可以达到的。我们经常见到某些评估机构每年都对大学进行排名，进而产生若干所“一流”或“著名”的大学。然而，即使是科学、严谨的排名和评估，也只能是对大学发展的现状予以追认，未必昭示着这些大学的未来，因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引领大学发展的标准或导向。对此，我们的大学领导者应该有清醒和冷静的认识。
思想境界和世界眼光
任何大学，无论其如何古老，如何知名，如何一流，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便是对学生的教育，尤其是本科生的教育，因为这是大学得以立本的头等大事。对学生的教育，比较容易看到，也相对较易做到的，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潜伏于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之下的文化、道德、品性、情感、为人处事等非知识因素或非智力因素，则容易被忽略，被漠视，被淡化，因为这些因素难以在评估机构设定的各种指标中得以描述。然而，有眼光的教育家，负责任的大学领导者，都应该特别注意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我们也不难发现，凡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做出重大成绩的毕业生，其成功的原因，固然有其所学专业的基础，但更离不开其人文素质、精神境界和社会责任感的支持。而后者的养成，实有赖于在校期间课外的教育环境。据介绍，国外许多著名大学的教授都负有双重的工作职责，既是一部分学生的专业课程老师，也是另一部分学生的思想品格的教育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工作性质，针对不同的学生，而不是集专业教学和品格教育于同一个学生群体，这样似乎更利于提高教授两种职能的责任感）。我国的大学体制不同，难于做到这一点，但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如何将此种非专业教育纳入大学教育的主体并有效推进，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难度很高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方面，西安交大有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我们感到，除了通常所做的学生政治、社会活动之外，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关注校园之外的社会形势，对当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开展学习、探讨和研究。例如：中东局势，海湾战争，能源危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海局势，贸易争端，知识产权，人权问题，乃至禽流感、口蹄疫、非典、地震、海啸等，还有国内的重要问题，如贫富差别，三农问题，城市建设，医疗改革，产业调整，基础教育，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道德滑坡，腐败现象，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的范围内，采取不同的形式，广泛吸引和动员学生参与，自由发表议论，畅所欲言地开展讨论，提升其正确观察社会、研究问题的能力。而组织这样的活动，需要大学在领导层面上予以重视，予以实际的支持，并且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校长，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局限于一名学术型专家的思想范围是难负此任的。
成为专职的管理者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校长，基本上产生于教学和科研第一线，担任领导工作之后，出于“留有后路”的自然想法，多数是专业和行政“双肩挑”，有的并未减少原来的教学科研工作量，担任学校的行政领导更像是业余的“兼职”。我们的大学，校级领导少则七八人，多则十余人，分工很细，理论上似乎可以面面俱到，精确管理，但实际上，真正全职于学校管理者并不多，行政领域难见主管领导踪影；有些领导看似很忙，辛苦万状，但实际上与行政工作关系不大。此种现象，不仅影响学校正常秩序，致使重要的工作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而产生决策失误，而且相关部门办事不便，啧有烦言。我以为，应该把全职（或基本全职）从事管理工作作为担任大学校长的重要条件，将其纳入大学管理的综合机制之中。如是，应可收到“人”半而功倍之效。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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