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时半年的博士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在静悄悄中拉开帷幕，却在震荡中结束。
这是吉林大学在今年继教授评聘、实行三学期制后，推出的又一项改革，而这场改革的意义已经跨越校园，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科研与教学是辩证统一的
摆在落聘的45名博导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理由――近5年的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没有达到学校的标准。
于是，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明晰，尽管这是一个早就被证明了的辩证关系。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徐学纯认为，虽然建设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是国内大学为和国际接轨于近几年才提出的，但博士生导师要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却是个不需证明的事实。如果说硕士研究生学习的是研究的方法，那么，博士研究生需要得到的就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个没有研究项目与成果的导师如何为学生提供教学“原料”？
而吉林大学著名哲学家孙正聿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会科研的老师绝对是不会教学的老师。
吉林大学一位生物学的硕士研究生则用自身经历验证了这个道理。她到别的校区去参加一个课题研究，在与课题组的学生交流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因为导师研究水平的差异而决定了学生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有科研能力的老师”，这是学生的呼声。
博导是岗位而不是级别
吉林大学原有博导800多名，此次获聘的为737人。依照比例，落聘的博导不足5%。这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中都应该说是正常的。而此次吉林大学之所以引起强烈关注，因为它撼动的是博士生指导教师终身制――以往的博士生指导教师选聘都是针对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而进行的，对已经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不再进行选聘，只是进行确认。这是国内大学多年延用的通则。
徐学纯老师介绍了国外高校的惯例，那就是一个系只有一两个教授，其他的均为副教授或者讲师。只要你有科研项目，讲师也可以带博士生。
而在国内高校，博导通常是在教授基础上遴选出的，因此，在人们的意识里，博导无论在级别还是地位、待遇上都高于教授。此次，吉林大学却用这场改革，还了博导的本来面目――他是教授的一种，他仅仅是个岗位，他应该接受共同的评判标准。
早在今年年初，吉林大学就已经完成了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改革，低聘、未聘、缓聘、解聘的教授和副教授，占该校原有高级职称人数的近1/10，其中包括12名博士生导师。失去了教授身份，也就失去了博导的资格。因此，学校的博导选聘工作就是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改革的延续，是学校正常管理的一部分，不应该引起轩然大波。
制度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4月末开始的选聘工作依照《吉林大学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实施细则》而进行。不设岗位数，只按理工农医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制定选聘标准。
“这个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富贵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不仅是人事制度、教学体制的改革，更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吉林大学不仅实现了在中国高校引入竞争机制，更把人们对终身制改革的渴望变成实践，得到了大多数教师的认同。但是，正如许多老师的想法一样，张富贵也希望这个评判标准更加完善：“竞争应该是以完善、合理、严谨、普遍认同的评估体系为前提的。相对于理工农医，人文学科的评价尺度本身就是主观性的，如何完善不同学科的标准应是以后的改革中需要注意的。”
制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位部主任徐学纯也指出，量化标准更科学、完善是今后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是规范这个标准，目的是培养教师的意识，正如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样为了培养人的法律意识，从而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改革也需要人文关怀
选聘涵盖了吉大所有的8个学部，年纪最大的59岁，还有部分人为外聘博导。
面对如此严肃的课题，吉林大学同时投入的还有各个细节上的人文关怀。
虽然聘任条件都一样，但吉林大学却做出了两种表格――续聘和新聘。“让老博导感觉温暖、增强新博导的责任感”，是学校的初衷。
除了续聘和新聘，学校同时有120名博导被直聘。条件同样公开――中科院院士、获得长江学者称号、跨世纪人才等等。
按照国家规定，博导在65岁退休。而此次进入学校选聘的，最大为59岁。“不让那些老教师参加，既是尊重他们的心理感受，同时也是为了对他们的学生负责，尽量不让学生因老师的更换而影响学业。”与此同时，学校还规定，已经落聘的博导可以对以往招收的博士生继续指导直至完成学业，也可以由老师自行申请是否结束，学校再为学生转换导师。
“9月29日至10月13日我们在校园网上公示了选聘结果。到现在，我们没收到一起口头或书面的中断教学的申请，也没接到一个足以颠覆结果的申诉，今后我们将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有关人士介绍道。
他们为什么曾经懈怠
凡是被评为博导的，都是优秀的。是什么使得这45位曾经优秀的博导走向了平均水平之下？很多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在高校，每一名教师都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直至院士。而其中，院士则是极少数人能达到的峰顶。博导也就成了通常的“高校之巅”。而约定俗成的博导终身制曾经被看做“雷区”不可触动，没有了压力和动力，博导们自然产生了惰性。
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形成了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同样也影响到了校园。如今的博导大多人在中年，面对缤纷的社会也就少了老一代甘于寂寞的平和。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带来了人际交往、社会活动大量增加，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到处挣钱，用于科研的时间也就减了又减。正如有些人评价的“爱岗不敬业”。
无论哪种社会原因，科研水平的下降都与自身的主观努力、素质、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也正因为此，全校教师，包括落聘的博导大多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采访到任何一个落聘的博导，但来自校方和其他教师的信息表明，这些老师都在憋着一股劲以迎接下一轮的选聘，无论落聘是压力还是动力。
对于其他教师，同样也对于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这项工作的警示意义远远大于工作本身。毕竟，社会越来越不需要“南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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