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系缆》是我好友吴方遗作的书名。吴方于1994年起被检查为肝癌，几经治疗，人瘦弱不堪。1995年酷暑，因考虑其子马上要进高三面临高考冲刺而受其影响，决心从容弃世而去。《斜阳系缆》为1992年他记俞平伯一篇认识吴方在1989年，《东方纪事》创办，陈平原兄帮助主持《读书俱乐部》，提出在一本优秀杂志中应该倡导优秀的书评，参与者有黄子平、葛兆光、王得后与吴方。吴方读的都是梁漱溟、王国维、徐志摩等的回忆录与传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1989年7月，春风文艺出版社组织到大连度假，我们难得将自己松散地暴晒在沙滩之上，晚上微月一钩，繁星如近在咫尺，涛声逼人。我们沿海滩散步，吴方与我聊对新潮文学的看法，他对用西化语言使叙述变得晦涩的小说不喜欢，而我当时在《读书》的“最新小说一瞥”中则经常推荐这样的小说。然后他又说起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他惊诧的是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为什么是借钱要了一辆车到的颐和园，而且选择的是扎进污泥窒息的痛苦方式，而非在“一湾净水”中走入自由之境。吴方说起王国维遗嘱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讨论这“辱”字究竟因溥仪被逐、国民军北伐还是因罗振玉。吴方的说法，王在死前是烧掉了罗的所有信件。我感觉当时吴方对王国维有一种情结，他说现在回头再看王国维的重要性，第一是从早期对西方哲学兴趣转向了晚期对考古发现等小器物的专注，以“大而见小”。他称道于这种文化保守，认为王国维的“收敛沉潜”与“自律”构成了他清高的人格。那时我对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体味，但我能感觉到吴方对“人格”的珍视。
因为那一周，我们成为很近的朋友，我去他家，他也到我家。他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惟一好处就是门口有一棵大槐树，夏日树阴如盖。吴方是读书人中少有读书而不藏书的，书柜无多闲书，家中之拥窄都无一张清静书桌可以安置。他在《文艺研究》做编辑，读书找图书馆。家里少有几本他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他说他喜欢“缘缘堂”这个名称。
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其中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第一篇写弘一的《夕阳山外山》取龚自珍诗“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为意境，我们还觉得过多追寻用词，行文有夹生处。此后越写越好。他写成的文人随想，我最喜欢的是俞平伯与朱自清。他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在俞与朱之间，吴方喜欢的是朱的文字，他说朱的散文是在温暖惆怅中有悲凉寥落，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他总结其美学召唤力在“永远为非强迫的反应留有余地”。而且他把境界上升为“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引《论语》“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俞与朱曾同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周作人赞其“旧中有新”，这新旧之间构成一种底蕴丰厚的繁复。朱则过多一种沉郁流水的沉吟，好比一种浓得太重的绿，在沉吟之中层次也不再斑驳。
朋友们对吴方的评价是“宽厚温润”与“清贫自守”，在我记忆中，他夏天永远是一件白圆领衫与一条牛仔短裤，冬天则是一件灰黄色羽绒服。无论什么场合，无论面对什么人，他脸上从来都是一种浅浅而宽厚谦恭的笑。吴方说他崇尚一种“安定”的生活，“安定”而非“安逸”也非“沉寂”，在多慷慨之气弥漫之中甘居自己喜好之一角，瘦尽灯光读自己喜好之书，不受别人钳制写自己喜好之文。在上世纪90年代吴方是少有不为钱所累，中午一碗炸酱面足矣，只顾埋头读无用书、写无用文章的人。他“讷讷向人锋敛芒，小无町畦大知方”，其“厚容”的质地，想在日后越来越快餐、实用的时代会越来越成为我怀恋的所在。
（《斜阳系缆》，吴方著。《追寻已远》，吴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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