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崇高”在人类审美理想的演进史上，是美学这门学科的重要转折点。传统意义上的美学把美简单地解释为规律性和和谐，或多样性的统一。而自从朗吉弩斯把“崇高”这一革命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美人性的自由和完善，是西方最著名的审美教育理论家席勒的审美教育的核心。众所周知，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通过美的观念实现了人的和谐、完美。但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在《论崇高・Ⅱ》中，席勒说：“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就仅仅是那种完全自由的人。”即获得自由与获得道德境界是同一个目标，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手段，就在人的天性中拥有崇高感。“崇高就应该联合美，以便使审美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席勒从人性的完善和人心灵的自由的要求出发，通过和美感的对比，揭示出崇高的重大作用。席勒指出，虽然发达的美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从作为力量的自然中独立出来，但是却局限于对美的对象的感受中，这可能会忽视人的最高的自由存在。完整的人性应该不仅要求事物的美的一面，而更应该注重美和善的共存。和美感不同，崇高感就是基于对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及心灵的完整性的超越。美感虽然可以使人得到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使人高过自然威力和从一切物质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自由，而是人被局限在感性自然之内享受的自由。美感中的自由来自于感性冲动和理性法则的和谐相处，而“崇高感是一种混合的情感。它是表现最高程度恐惧的痛苦，与能够提高到兴奋的愉快的一种组合，尽管它本来不是快感，然而一切快感却更广泛地为敏感的心灵所偏爱。两种对立的感情在一种感情中的这种结合，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道德的主动性……通过崇高感我们得知，我们精神的状态不一定由我们感觉的状态来决定，自然法则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法则，而在我们心中有一种完全不依赖于感性活动的独立自主的法则。”可见席勒所强调的崇高感的自由，是指在我们感性的生命力受到阻滞和局限时，“我们道德的主动性”超越了这个局限，在这种超越中，凸现出来的人的自由和尊严。席勒说：“崇高努力使我们找到超越感性世界的出口，而美倒乐意让我们永远停留在感性世界之内。崇高不是逐渐地（因为没有从依赖性到自由的转化），却是骤然通过震惊从精细的感性用来缠绕住独立自主精神的罗网中解放出独立自主的精神。”正是在使感性的人只感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对象那里，道德的人才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崇高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对立、冲突和超越中显示出的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一种精神。这样，从人的自由及心灵的完整性出发，席勒就把崇高、美感与审美教育中人的自由和完善结合在一起。假如没有美，我们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就会不断地冲突；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所以，崇高联合了美，审美教育便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崇高则使人性走向最终的自由和完整，标志着审美教育的最终完成，所以它在审美教育中处于最高地位。
席勒不仅指出了崇高在美育中的至高位置，而且还拓展了崇高的范围。在《论崇高・Ⅰ》中，席勒说：“普罗密修斯，当他被锁在高加索峭崖上，不为他的行为而懊悔和不承认他有错误时，是崇高的。”这说明席勒已经将崇高扩展到艺术美、社会美、悲剧等。崇高范围的拓展自然而然地也丰富了审美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崇高不仅在西方审美教育理论家那里受到青睐，同样也得到中国最著名的审美教育家蔡元培的高度重视。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熏陶的蔡元培也是在把美和崇高进行比较而后推崇崇高的。在《美术之作用》中，他说：“所谓‘美’者，即系美丽之谓；‘高’者，即有非常之强力。假如描写新月之光，题诗以形容其景致，如日月如何之明，云如何之清，风又如何之静，夫如是始能传出真精神，而有无穷乐趣，并不知此外之尚有可忧可惧之事，此即美之作用。又如驶船于大海之风浪中，或如火山之崩裂，最为危险之事，然若形容于电影之中，或绘之于油画，亦有极为可观之处。而船中之人惊怖，火山崩裂焚烧房屋之情形，亦足露于图中，令人望之生怖，此即所谓‘高’。”可见，这里的“美”和西方美学中的“美”没有什么区别，而“高”就是“崇高”。那么“美”与“崇高”孰高孰低呢？他说：“现今世界各国，如希腊民族即近于‘美’，日耳曼民族多偏于‘高’。故德国建筑拿破仑攻普鲁士之石像，颇极伟大，其所绘之图堂，如绘希腊、罗马当时之情形，皆偏于‘高’之一方面。法国近于‘美’。然而‘高’与‘美’，于道德有莫大之关系。凡性质富于‘美’之民族，对于生死问题并不计较，必从容以行素所计划，非于临时所可勉强。至于性质富于‘高’之民族，一经认定目的之后，即竭尽其智力以行之，置生死于弗顾。所以此次欧洲战争（引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士死亡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无畏惧之心。是以攻比（引者注：比利时）攻法（引者注：法国），无往不克，以迄于今，粮缺饷乏，致每礼拜中每人只与半磅牛肉两枚鸡卵，仍坚持不易。以此精神，平时用之于实业，焉得而不发达？”可见，蔡元培认为，德国军队在“粮缺饷乏”的不利条件下之所以能够“攻比攻法，无往不克”，在于鼓舞德国军队的是“崇高”精神而鼓舞法国军队的却是“美”。在此，崇高的教育作用要高于美的教育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蔡元培极为重视崇高的教育作用。
和席勒一样，蔡元培也对崇高中的悲剧极为赞赏，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他说：“美育中如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西厢记》若终于崔张团圆，则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终于草桥一梦，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可见，和席勒一样，蔡元培重视崇高和悲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从“美”和“吾人贪恋幸福”等感性享乐之中超越出来，体悟到“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的“动人”之处，亦即实现崇高所蕴涵的对当前生存境域的心灵超越。可见，崇高在蔡元培的美育中也是处于最高的地位。
综上所述，崇高在人类的美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只有联合崇高，审美教育才成为一个整体。面临当今感性的享乐主义横行的时代，美育不应再仅仅沉溺于纯粹的“美”育，而应该充分重视崇高在美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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