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民族出版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特别在促进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与繁荣的事业中，在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出版业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肩负着用出版物配合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特别是各民族的党员干部不断进行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的光荣任务。因此，各民族出版机构十分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图书的出版。如民族出版社1953年在北京成立后，先后出版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汉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等经典著作以及历届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的重要文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方面的文献著作等，对指导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推动了民族文字的推广、使用、普及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虽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但其文字普及率很低，文字多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因此，他们的文盲率极高。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普及和发展，将其作为关系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大事来抓。党和政府为没有文字的部分少数民族新创造了文字，对虽有本民族文字，但不够完善的民族文字做了完善和规范，并有计划地推行普及，开展扫盲教育等。在这一工作中，民族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用民族文字及时编印出版了大量的扫盲课本及深受本民族欢迎的科普读物、文学艺术作品等书籍，为民族文字的推广、使用、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库
我国目前拥有少数民族出版机构36家，这些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包括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满、苗、侗、傣、景颇、傈僳、佤、拉祜、哈尼、纳西、柯尔克孜、锡伯、布依、汉等文种。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出版机构从1952年至2002年共出版图书、期刊、画册、音像制品近40万种，印行50多亿册（盘），其中有许多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使用价值极高的工具书和专家学者的精品力作。如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获国家图书奖的《福乐智慧》，获中国图书奖的《中国民族史》，获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国际金杯奖的《蒙药学》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被誉为蒙古族最重要史籍的《蒙古秘史》等；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获中国图书奖的《汉维辞典》；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获国家图书奖的《朝鲜语大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获国家图书奖的《苗族史》；等等。
四、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提高各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各民族出版机构做出了很多努力，有针对性地安排出版了大量有关书籍。如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知识丛书》（40种），《畜牧业基础知识》、《养禽学》、《兽医药理学》、《科学养肉牛》、《与少数民族群众话非典》等科学普及类图书以及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等。有的民族出版机构承担着出版民族文字版教材的任务，如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每年出版课本近2000种，印数达4000万册。这些工作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
五、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和少数民族编辑家、出版家
各民族出版机构自成立后便将发现、培养、扶植各民族作者的工作作为民族出版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逐步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作者队伍，有的作者在本民族中第一个公开出版文艺作品或学术专著；有的作者在出版社的扶持、培养下成长为著名的作家、学者。各民族作者队伍的茁壮成长，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还造就了一支以民族干部为主体的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精通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多文种、多专业的编辑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民族出版工作的编辑人员已达6000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逐步成长为民族出版家、编辑家、优秀的民族出版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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