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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和他的日记

2005-12-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苗子 我有话说

日记的价值很大

祖光的日记,十分充分地反映了建国以后四五年间至反右前夕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当时的社会动态。天真的吴祖光在晦明晴雨的变化中,“雾里看花,

水中捉月”地像大多数人一样,怀着对国家的爱,对党的绝对崇敬而工作着,生活着。但日记戛然而止,像小说,或电影一样,引起人对前景的猜测。“无巧不成书”,这当然是巧合,是历史转变前的一个完整章节。

日记的价值很大。真实,对谁不满意,都坦率地记下来,毫不保留。日记里他很天真,一点儿也不掩饰,包括和新凤霞吵架。祖光是性情中人,有正义感,对朋友热情,但也有对高层人物接近的意愿,这是很自然的,当时的高层人物有些确也关心文化。

我与吴祖光的认识

我到重庆才认识吴祖光。在这之前,也听夏公讲到吴祖光,我第一次遇到他很巧。我原来有个女朋友,是吴祖光在戏剧专科学校时的学生,后来大概因为偷了一个肥皂盒被学校开除了。记得有一晚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话剧,就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我们刚刚坐下,吴祖光走来了,女朋友悄悄对我说:他就是我的老师吴祖光。她本来不想见到老师,但吴祖光一眼就看到了她,她也只好站起来喊老师。我自我介绍,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记得话剧演出是在中抗建堂,大约1942年前后。以后夏公来了,我们之间就更熟了,来往就多了。他和吕恩同居后,住到唐瑜那里,住在那里的还有金山、张瑞芳、盛家伦等。丁聪也常去,我和丁聪早就是好朋友,也就常去那里。后来,那里就成了有名的“二流堂”。

我的感觉,那个时候的吴祖光和黄永玉有点像,反应快,幽默感强。说到什么人,总是说“这个人很可爱”,这是他做朋友的条件之一。他这个人很善良。

我们的聚餐

从日记里看,当时我们这些文化人好像一天到晚都是在下饭馆。事实上,吃饭不是主要的,大家聚在一起,很放松地聊天,谈事。还有一些做了官的,像廖承志、夏衍他们,经常甩掉警卫,一个人遛出来,和我们这些人一起下馆子,他们开心得很。因为建国前他们也经常过着朋友往来的生活。

日记里提到的两个常去的饭馆:

益康,川菜馆,在东单口上西观音寺(这条路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川岛芳子的妹妹开的,她嫁给四川画家马公愚。因为离我们家很近,与我们同住一起的音乐家盛家伦天天去吃,就吃一碗面。我们也常去。有一天,吴祖光在此请叶恭绰、欧阳予倩、齐白石,我们也参加了。

云南馆,为一夫妻小饭馆,离栖凤楼很近,卖云南米线,营业甚好。廖承志也去过。

日记中的几个人

在日记里,吴祖光老提到一个王肇烟,他是四川的一个公子哥儿,祖光在四川的朋友,喜欢文艺,对祖光十分崇拜,在成都时就老在吴祖光这里泡。大约1948年,吴祖光在香港拍电影,王肇烟来给他捅了一个大漏子:有个人是四川一个军长的弟弟,记得姓陶,在军队管财务,到广州领了军饷,却一个人带到香港吃喝嫖赌。国民党知道了,就派人到香港要抓他。没地方躲,王肇烟就找吴祖光帮忙,让姓陶的那人先藏在祖光家。被国民党雇佣的私人侦探不久就找到了吴家,当时我和郁风正好也在。侦探问那个人哪里去了?吴祖光说,住我家的确有二位从北方来,您说的那个人我不认得。侦探看了我们,问几句话,我搪塞了过去。吴祖光半夜赶紧把那人送到东江纵队,换了一个地方。

盛家伦,三十年代电影《夜半歌声》里留下了他的惟一的男高音歌声。他对音乐的知识学问是音乐界极为推重的。家伦病逝于1957年反右前夕,年50岁,未婚。家伦与唐瑜、戴浩、张瑞芳、金山等人曾经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到长春接收敌伪的电影厂。两年后东北解放,金山幽默地留下一张条子,写道:“此厂留待袁牧之接收”,便同盛家伦等回到北平。

云慧,即杨云慧,杨度之女,郭有守之妻。郭是四川教育厅厅长,国民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高官,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郭与云慧假离婚,但却酿成悲剧。云慧那时在科影厂工作。

发表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的过程

抗战时在重庆陈铭德办《新民报》,副刊文字老被检查,被逼得走投无路,就要我出面当副刊编辑,实际上由郁风主持。为了老朋友,我便答应了。郁风干了一段时间,怀孕要生孩子,就请吴祖光接替帮忙。发表毛泽东的那首词《沁园春・雪》,事实上和大家都有关系。这件事确实是经过了我的手。是王昆仑交给我的,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南京时就认识郁风的老朋友了,在重庆我们常来往。

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去位于重庆枣子岚垭的一家产科医院,看望即将临产的郁风。途中遇到王昆仑,王昆仑把我拉到路旁,拿出毛泽东的这首词给我看。我问是否可以发表,王昆仑说可以发,但不要写明来源。我印象中,词是毛笔字抄在一张小纸上的。

我到医院后,就把毛泽东的词交给郁风,郁风则要我转交祖光。我写了后记:“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乃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后来发表时的编者按,那是我的文言文,吴祖光不写这种文字。开始,我只写了前面两句(毛润之……乃不可及),写出后拿给王昆仑看。王昆仑看后,建议我又补充几句。我又约祖光见面,把词和后记交给了他。他拿去后很快就发表了。祖光晚年回忆说是他发表的,这也是事实。他说编者按是他写的,应该说是记错了。我们是好朋友,又没有太把这当成特别了不起的事,以后日子长了,更想不清楚也是很自然的。不管怎么说,发表还是他经手发的。

李辉附言:受吴祖光先生家人之托,我自2002年起开始陆续整理吴祖光1954年1月1日至1957年6月底之间的日记。黄苗子先生是吴先生的老朋友,自重庆认识后他们一直关系密切,同为抗战时期重庆“二流堂”文人群体的主要成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两家曾一起居住于北京东单栖凤楼小院;后来,吴家虽搬走,但彼此仍互有往来,日记中对此颇多记录。1957年,两位先生以及丁聪、高汾等“二流堂”诸成员不幸成为“右派分子”,一同发配至北大荒伐木开荒,劳动改造。如今,健在者中,年逾九旬的苗子先生最熟悉吴氏日记所涉及的往事,因此,在整理日记期间,我曾就日记中一些人名、地名等细节,多次前往打扰请教。迄日记整理结束,复与苗子先生漫谈。现谨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经苗子先生校订,特为说明

(本文已收入书中,本报有删节。)

《吴祖光日记(1954-1957)》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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