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人正站在本民族电影新旧世纪交替的大门口。我们告别一个历风雨而辉煌的百年，迎来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中国电影新世纪。
五年前，我们刚刚加入WTO，刚刚入世之际，一片惊诧，一片忧患，一片慨叹：我们要与“狼”共舞！惊忧于好莱坞挺进中国市场，惊忧于中国电影正在谷底低迷，然而，中国电影并没有
在与好莱坞电影经济和文化双重竞争中，中国电影坚守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就是文化观点。一个民族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她的民族灵魂、民族精神，集中点就反映在她的民族文化上。坚守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也就是坚守民族文化主权与民族文化安全，也是坚守民族文化尊严和民族文化灵魂。电影的文化身份被淡化了，那民族的精神就被淡化了。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电影，在抗衡恶劣生存环境的同时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为我们今天做出了榜样。那时，左翼电影一方面面对的是好莱坞电影的全面“侵入”，彼时的好莱坞已经走向鼎盛时期，初具今天的超大规模，所拍影片在世界各国风行；另一方面左翼电影更需迎击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在这种背景下，左翼文化人拍出一批彪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经典影片，如《春蚕》、《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深受观众的欢迎，造就了左翼电影的辉煌。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翼电影工作者坚守了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表达了民族文化情感和进步潮流，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今天，要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我认为有六方面内容，或者叫六条标志：一是文化方向；二是文化追求；三是文化标准；四是文化范式；五是文化管理；六是文化理想。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的理论积淀。
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首先表现在方向感上，必须坚定正确的文化方向。中国电影的文化方向就是“二为”方向，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其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动力，凝聚民族力量，振兴中华。这是中国电影文化身份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向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积淀下一个优秀传统――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和使命感。中国电影人一代一代都有道义相传的薪火。坚守这个主向和走产业化道路并不矛盾。所谓产业化，核心的一点是面向市场。坚守“二为”方向，市场就成为中介，成为桥梁。这就是说，你创作、生产的影片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能在市场流通，“二为”方向才算得到体现，否则只能是一句空话。方向感和目标感是我们的基点，也是我们的文化立场。
好莱坞电影也有文化方向，她的每一部电影都体现了美国精神。我们应遵循先被吸引、后被教化的原则，让观众在看完我们的影片后在不知不觉之中，愉悦与感动之中接受教化，接收先进文化的熏陶。这向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早就讲文以载道，讲教化作用；而“文”要能“载道”，前提是要吸引人，非如此，教化作用便无从谈起。
第二个内容或第二个标志是文化追求。我们的文化追求是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是文化方向的艺术具体化和实践化，也是应遵守的艺术创作的辩证法。“主旋律”不是题材，不是作品，而是精神，是用我们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构筑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涵，以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主旋律既是时代精神，也是民族灵魂。所谓“多样化”，意即在题材、风格、样式与种类的丰富性上满足广大观众多样性的欣赏需求。多元发展是繁荣，一元独秀是凋敝。从方向与内容相统一、相融合的角度，来坚定民族文化身份，体现了我们电影文化发展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第三个是文化标准，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三性”统一。对艺术规律的慢怠必然会受到艺术实践的惩罚。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几次失误，都是在“三性”关系上强调了一点，忽视了另一点，跳起了摇摆舞。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前17年和“文革”中，特别强调电影的教化作用，把“教化”推向了极致，忽视了艺术性，由此而生发的所谓艺术品理所当然受到公众的排斥。“文革”结束后，电影界大胆进行艺术探索，生发了一批具有历史标识意义的优秀之作，像《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梁》等，但因此把艺术性和艺术推向极致，忽视了可看性，又致使大量探索片蜂拥而出，曲高和寡，冷落了观众，结果遭到了市场的惩罚，发行出现了零拷贝，电影院门前几可罗雀，艺术的探索者终于变成了孤独的跋涉者。声称自己的电影是为下个世纪观众拍摄的，其言其作，都成了没有回应的悲壮绝响。
由于探索片逐渐走入死胡同，一些人跟着又犯了只讲电影的娱乐性而忽略其他功能的片面性错误。理论界首先推波助澜，打出了“娱乐片主体论”的主张，还把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唯乐原则搬了出来，最终在我们电影制作的后院留下了大量的娱乐片垃圾。
实践证明，“三性”统一是艺术规律，是我们的文化标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不可剥离的。“三性”应是民族化的三性。离开了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样式，我们就失去了艺术的载体。
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需要有自己的示范式作品。这就是第四个内容：文化范式。它的全部内涵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要求。这是对文化范式的最准确的要求。无论是文化方向，还是文化立场，最终能体现在为公众提供艺术精品。有了艺术精品，才能坚守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否则一切变得妄谈。中国电影的精品工程战略是对“三精”要求的实践。“精品工程”自然就成为中国电影坚定文化身份的范式。
第五个内容是文化管理。当中国电影进入一种产业状态，成为一种经济力量时，要强调在竞争中坚守文化身份。其内容必然包括文化管理，让管理成为科学手段，成为力量。当然，这种管理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中国电影的实际状况出发的。我认为，制片放开，院线搞活，市场规范，是文化管理的总体性要求。
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电影制作，降低电影经营资格准入门槛，简化报批手续，实施单片许可证发放制，改进电影立项审查制度，改进合拍片管理规定，这一切政策手段是放开制片的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制片的积极性。这无疑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在制作环节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投资主体由一元化――国有电影资本，到投资资本多元化，这为中国电影的振兴增强了造血机能和勃勃生机。
我们的文化管理是建立在推行制、发、放一条龙，影、视、录一体化的体制之上。这是大电影观念，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美国搞制、发、放一条龙就行不通。美国有联邦法和谢尔曼反垄断法，制片、发行可以合在一起，院线必须独立，否则就违反反垄断法。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电影的实际状况，因而可以实行制片、发行与放映的一条龙，并以此构筑我们的大电影观念和大规模生产，把中国电影做强做大，形成规模效应和强势效应。
我们的电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它的文化理想。这是第六个内容。我们的文化理想，即繁荣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要市场效应，但市场不是终极目的，由于社会制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所以在文化理想上中国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从文化标志说，美国有好莱坞；从大文化范畴来说，美国有牛仔裤，可口可乐，它们都是美国的文化品牌。而当我们确立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为中国电影的终极目标和文化理想时，我们同样需要自己的文化品牌，来做自己的文化代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