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经济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路？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的道路。理由如下：第一，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者虽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然而，却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很多的共同之处。第二，邓小平的贡献之一便是指出市场经济不过是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或方法。既然是一种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国目前所做的正是如此。第三，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它时必须受到某种理论的指导，才能取得有利于人民的效果。例如，火药是瞬间取得大量能量的一种方法。在和平理论的指导下，它可以用于开矿和道路修建；而在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它也可以被用于制造杀人武器，二者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四，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对于前者我们当然应该加以摒弃，但是对后者总结出的方法，我们却可以加以借鉴和吸收。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国情的差别。经验总结并不能完全脱离理论指导，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又一原因。第五，作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未必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很多例子都表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有不当之处。第六，在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是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便是信奉西方经济学。即使从这一表面现象来看，二者都有其生命力和价值，从而，结合二者是有必要的。
胡代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西方经济学就整体而论岂可照抄照搬
当前，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最本质的特点是其不能成为像物理学或天文学那样的‘真科学’”。即是就整体而言，经济学并未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超政治的，或超阶级性的学科，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诚如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所说：“经济学是一门渊博的学科，人们总是喜欢说它是一门科学。但是由于它的题材，它是与政策、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联系。这是双向的关系。诚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哈佛大学告诉我们当时那些研究生的，经济学是由于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并出于对意识形态的热忱和挑战而得到其活力和启发，否则它就会是干巴巴的无效果的研究”（《哈佛大学校友会通讯》，1990年，第5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肯定：“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马克思认为，‘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0、52页）。所以，国外学者对他们的经济学是否像自然科学那样为“真科学”正提出各种疑问和进行论辩。可是，国内有些人却奇怪地力图淡化政治和淡化意识形态，视西方经济学整体属于超阶级性的而照抄照搬。他们甚至宣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退出中国各级学校的讲台。这样的观点正是我们必须注意警惕并应切实加以正确引导的。我赞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1期，第6页）。
张维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科门类包括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西方经济学或叫西方政治经济学。现在我国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院系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称为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获得了很大丰富和发展。这反映了我国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不断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有的学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主张在教学内容上或教材建设上不断向西方经济学相融合，是值得商讨的。
有的同志主张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基础上的一门派生形态课程，与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课程相并列。我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置于派生形态课程是不合适的。正如我国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科课程体系中的基础理论课程，如果视为派生形态课程，无异于放弃指导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仍然滞后于实践，还要积极探索和不断发展。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动摇其指导地位，更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何干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公正无私地揭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讲求实事求是。它以做出开创性贡献的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不应当狭隘地把它理解为属于个人的经济思想，而应当充分认识，它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结晶，对现实有“抓住根本”的深刻解释力，并能指导当代的实践。科学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强大生命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我国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做出的贡献，也是这种生命力的充分显示。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基本原理束之高阁或当作“传统经济学”而冷落的倾向；在有些高校，有关的课程种类及其课时被大幅度削减；有些高校经济学门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它终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上述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得到纠正。
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应当有扬有弃地科学继承已有成果
有的论著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或根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因而从分析市场经济来说，应当“以西方经济学为体”，这是不准确的。
必须认识到，即使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相比，也是马克思经济学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即使与新老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也是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较全面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在继续发展和创新。
既然世界的现代经济学或现代政治经济学包括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那么，要繁荣与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继承现有成果，面对中国现实”。有扬有弃地科学继承已有成果，既包括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现代西方的各种经济学流派。中国的问题还要用中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同时，中国的经济理论又要面对中国的现实来求发展。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左翼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加大翻译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张薰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
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在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所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即从社会发展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出发，到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及形式的形式（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阐述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但是，有的教科书未深入分析生产力，也就难以科学地说明经济规律。如果教科书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克服了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应用于实践，就形成科学的应用经济学。
比如，在生产力经济学中，可依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阐述生产力自身在各方面的应用。例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科学技术如何成为首要生产力（或称第一生产力），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现在发展为产业集聚的综合生产力），物流与信息化的作用（现在发展为第三产业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等等，这方面论著很多。
又如，在企业经济学中，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当然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内容。企业的形式与发展首先就是节约生产费用以提高生产力。具体历史形式就是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这在《资本论》第一卷已作说明。其次才是流通费用（即所谓交易费用）的节约问题，这在第二卷中也有论述。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形成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所要求的。当然，有两点需要强调：其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是要坚持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同时，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应当允许并鼓励理论的创新和不同学派的并存与发展。但是，作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它必须反映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基本价值观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吴宣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面系统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他们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出全面、系统而深刻的理论，科学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则在不同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宝贵的理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源泉。结合当今我国和世界的实际，认真钻研这些丰富的理论典藏，是深入领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科学掌握市场经济规律，有效建设社会主义并在理论上继续前进的重要途径。前一阶段，理论界有一种浮躁风气，不愿花力气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片面理解“与时俱进”，反而以“过时论”和“反教条”自我辩解，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显示和理论队伍的成长。现在，必须纠正这种割裂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偏向，组织和支持理论工作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面系统学习，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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