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涉嫌论文造假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离开首尔大学实验室时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社发
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近日宣布，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证实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
现年53岁的黄禹锡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在此次造假事件披露之前，他被认为是韩国的“明星”科学家和“民族英雄”。从“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科学骗子”，这种大起大落不仅对于黄禹锡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让整个韩国科学界为之蒙羞，更让人类的克隆科学研究遭受了重创。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既让人震惊，又难免让人为之扼腕。
黄禹锡故意伪造科学数据，显然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甚至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名满天下。因为，鉴于他之前在克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已经拥有了韩国“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等头衔。遗憾的是，深入剖析这起科学造假事件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耀眼的“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促使黄禹锡造假的因素，而这，正是“黄禹锡事件”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这样崇高的荣誉，如此巨大的光环，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也许意味着前进的动力，但更多的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被公众推向“神坛”、被万众“顶礼膜拜”着的黄禹锡，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更突出的成就、更惊人的成果来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些荣誉，来回报韩国公众对他的热切期待。而且，这种回报是“只争朝夕”的，崇高的荣誉和耀眼的光环使得黄禹锡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不能几年、十几年默默无闻。他被荣誉推着、赶着往前跑，他被光环照得心慌意乱，“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成了一名科学家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一名曾经那么优秀的科学家，一名本应该脚踏实地进行克隆研究，并有实力在若干年后拿出惊人成果的科学家，为了早出、快出成果而不惜造假。
韩国公众之所以给予黄禹锡如此崇高的荣誉，正如一名社会学教授所言，这是韩国社会文化“急功近利”使然。近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韩国人总是急于争先，甚至急于抄近路。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是韩国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的另一个特征，韩国人急于以自己的非凡成就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之下，不论是韩国人将黄禹锡尊奉为“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还是黄禹锡急于拿出成果来为韩国赢得荣誉和尊重，都不足为奇。从一定意义上说，部分人“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心理才是产生“黄禹锡事件”的深层土壤。
我们要以邻为镜。将那些取得成就并赢得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视为民族英雄可以理解，但不能将他们请上“神坛”，在他们头上戴上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无可厚非，但不能动辄就将一些成绩提升到“国家尊严”、“民族自豪”的高度；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同样会染上“急功近利”的气息；而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成长的我们，同样急切地希望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我们同样结出过一些科学论文造假的“恶果”，只不过没有“黄禹锡事件”这样令世界瞩目罢了。
因此，对于发生在近邻韩国的这起科学造假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听之观之，而应以此为鉴，进行深刻的比照、反思。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绝不希望将来某个时候发生中国式的“黄禹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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