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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教授 |
面对本报记者采访，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首先对上述消息进行澄清：“这一报道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之处。实际上学校既没有给我们论文代表作制度试点的任务，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另外，学术评价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上述新闻所报道的那样简单就能操作的。再者，在北大中文系，并不是才开始试点论文代表作制度，而是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这项制度，一直将论文质量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考虑到这项制度非常复杂才没有对外宣传。”
然而，上述消息一经发布，还是出人意料地引起极大震动。社会各界在为北大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叫好的同时，也将舆论批评的矛头对准当前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
针对这一状况，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教授表示，目前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已经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不相适应，它抑制了学术创新，妨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和完善。
“量化考核体系本身并没错，错在我们对它的滥用”
实际上，从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不满“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愤而辞职事件，到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去世引发的职称评定标准争议，到吉林大学45名博士生导师落聘事件，再到目前北大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所获得的一片叫好声反衬出的人们对过度量化标准的反感，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近段时期以来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地看待，量化考评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我们对它的滥用。以SCI论文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引进国内时，对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积极进行学术探索，努力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研究风气，都起过重大作用。只是近年来，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过分看重SCI论文，以此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不惜财力和物力鼓励SCI论文的发表，使SCI论文的发表在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地增加，从而导致其正面的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用却越来越明显。
而纵观全国的众高校和科研院所，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已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这些考核与考核对象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科研经费、行政升迁等都与他们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
以中部某高校为例，该校规定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①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在CSSCI核心库来源期刊上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②以第一作者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类期刊上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③以第一作者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二类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当然，除了这种职称评审的数量要求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也非常具体，如教授或研究员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一些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才能拿到与岗位相配套的津贴和奖金。
在这种硬性数量要求的引导和刺激下，一些领域学风浮躁，学术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界要求对量化考核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一些人看了媒体此前报道的消息后，立刻将论文代表作制度与目前深受诟病的学术量化考评体系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以为北大就完全放弃了学术数量方面的要求，这是对上述新闻的误读。”温儒敏教授表示，“学术界对量化考评体系的批评和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并不是完全不要进行学术量化考评，而是主要针对目前过于简单化的量化考评体系。要不要考评和怎样改革目前过度量化的考评体系，使考评更加科学合理，是两回事。我个人认为对学术进行一定的量化考核还是必要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学术生产规模比较大，需要进行一定的学术管理。中文系在学术考核和评价中，也并不是不关注学术成果的数量，只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学术成果和教学水平的质量，更致力于为广大老师和学生出学术精品营造良好、宽松的学术氛围。譬如，在中文系，我们不要求所有博士生都发表两篇核心期刊的论文才能正常毕业，而是要求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学位论文上，但我们在学位论文把关上比要论文数量要求时更严。近几年来，我们连续有五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占到同期中文类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38%，这无疑是我们博士论文质量的有力证明。”
“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的态势应引起足够重视”
东南沿海地区的一所知名高校曾规定，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10万元奖金，在SCI和EI上发表一篇文章可获得2万元奖金。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50万元。可见，除了将论文发表数量与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直接“挂钩”外，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还用重奖激励的利益关联机制与量化考评体系进行配套。
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表示，现在老师们既有重奖的刺激，又有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在批量生产“知识垃圾”。更让人心烦的是，现在的一些学术刊物非常“牛”，你不走关系、托门路，文章质量再高也不给你发表的机会。当前的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学术考评机制已经显现“异化”效应，学界也开始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当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反而呈现下降的态势。
以SCI论文为例，我国SCI论文增长明显，数量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但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目前，虽然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第9位，引文数居世界18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
“全面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的条件尚不具备”
与媒体的乐观预期相比，论文代表作制度的推动者温儒敏教授的看法却要理性得多。他认为全面推行这项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尚不具备。学术成果如何进行科学的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同学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内部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北大能推行这项制度并不一定在其他单位就能成功应用。北大中文系一直致力于为广大师生出学术精品创造宽松的环境。譬如，孟二冬教授撰写《〈登科记考〉补正》时，我们对他的年度学术考核是非常宽松的，结果他花了七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这本专著，专著出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反响。因此，我认为论文代表作制度要稳步推进，首先在一些学术环境比较成熟、学术氛围相对浓厚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推行可能比较合适。
李国杰院士认为，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需要从点滴做起，需要一些有志之士带头践行，除此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目前应当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SCI论文的规定。另外，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有学术的良知，现在有些单位将学术成果奖励提到上万甚至上十万元，对学术来讲绝对是腐蚀剂，如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是非常危险的。
朱有志教授表示：“论文代表作制度虽然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但对于国内学界来说却还是个新鲜事物。因此，它的推行一定要先作好充分准备。要充分认识到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营造一个鼓励学术创新的良好氛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推卸责任的理由，反而应该催生我们更强烈的紧迫感，激励我们不断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式。而北大中文系的论文代表作制度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图为北京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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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世界著名的大型检索工具，是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重要工具，以其提供全面覆盖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著称于世。
EI:美国《工程索引》（EngineeringIndex,简称Ei）,1884年由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创办，是一个主要收录工程技术期刊文献和会议文献的大型检索系统，为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之一。
CSCI:《中国科学索引》，是中国科学院1995年建立的科学引文系统，是一个由学术榜发文统计和同行专家引文构成的评价体系。
CC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系统，由南京大学推出，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一个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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