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概是20世纪初期才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一点不难理解。试想，在汉唐盛世甚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何来什么“国学”呢？只是后来势转境迁，在中学与西学发生激烈碰撞且中学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国学”这
该文认为，“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起来的，有两个人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章太炎和胡适。章促进了“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胡则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王先生显然不同意胡章把国学基本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总汇的看法，指出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以及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中，因此提出了包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内容的“新国学”概念。王先生的意图是好的，但我担心一旦用“新国学”取代了“国学”概念，也就是用当代学术总汇取代“国学”的概念，“国学”的范围实际上就漫无边际了，从而“国学”这个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在提到“国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定义，这个定义的确切含义可能不太容易清楚地表达，但却能感觉到它包涵的真正意义所在。照我个人的理解，国学既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古代学术，也不应该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总汇；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精华和灵性，这些精华和灵性不仅在过去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国学是那种使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使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那种基因，那种永远割舍不去的东西。
怎样进行国学研究，怎样振兴国学，同样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引起不小的轰动，校长纪宝成的一番言论更是引起广泛争议。为此，《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编发了关于“重振国学”的一组争论文章，争论中暴露的问题令人思考。比如纪先生忧心于人们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的国学的忽略
和偏激，而呼吁国学的重建和振兴，并付诸实践建立国学研究院。但我们从纪先生重建和振兴的方案中看到的似乎并不只是振兴国学，而是包括了怎样振兴当代中国学术，怎样与欧美学术接轨，至多只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罢了。袁伟时先生对纪先生提出的五四以来因激烈反传统而对传统文化形成了“颠覆性的破坏”的观点表示反对，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造成文化断裂，反而开辟了保存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化的正确道路。袁先生的观点同样有可商榷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当然不容否认，但五四以来我们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确有很多偏失。总的来说，是继承的少，批判的多；发扬的少，遗弃的多；建设的少，破坏的多。传统文化拖了我们后腿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我们经常把今天的很多问题算在老祖宗头上。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在全世界都重视历史遗产的今天，我们对祖先的遗产缺乏最起码的尊敬的态度，这与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传统，与现代革命文化的传统不无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越来越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逐渐增强了自信心，也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我想这是发出“重振国学”呼声的最重要的现实背景。
“重振国学”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口号，仔细推敲，却根本不存在国学能够振兴这个可能，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与现实需要差距太远了。我们不可能要求学生把学习国学放在比学习数理化、英语和计算机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不言自明的，除非我们恢复科举考试。但我们的确又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同时，又需要保留我们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民族性。这种个性和民族性从何而来？不言而喻，只能从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来，从备受争议的国学中来。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这种熏陶基本都是被动的，是耳濡目染，而不是主动的。况且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在批判和屏弃传统文化，过多地伤害了传统文化，从而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简单地把传统文化分为精华和糟粕是多么的愚蠢。
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目前提“宏扬国学”要比提“振兴国学”更妥切、更现实。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培养国学研究专家，比如成立国学研究院就是一个尝试；二是鼓励人们多接触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其中阅读、重温和熟悉经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尤其是原典（主要是先秦诸子的著作），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比较而言，后一个途径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容易操作。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凡是想为弘扬国学做些事情的中国人，不妨就从阅读和重温原典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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