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兵学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品格，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也是三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三晋文化的形成，是与三晋的战略地缘条件与当时的天下争战形势密切联系的。这就是，三晋处于四战之地，战略上为内线作战态势，地理上缺少天然屏障和战略纵深回旋余地（韩、魏尤甚）。在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中，为了争取主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诸侯国统治者一般都能以务实理性的精神经国治军，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广揽人才，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形势，利用矛盾，结交与国，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从而形成注重实效、质朴平实、致力农战、以力致胜的文化传统。
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三晋兵学文化早早趋于成熟。这种成熟，主要表现为兵学传统的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并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首先是兵学著作数量繁富，形式多样。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可明确认定属于三晋兵学系统的著名兵书就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庞?三篇”、“儿良一篇”、“广武君一篇”、“尉缭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师旷八篇”、“苌弘十五篇”、“魏氏射法六篇”等，其兵书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号称“甲冠天下”的齐鲁兵学。只是由于其大部分内容已经散佚，而被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又少于齐国兵书，故才给人一种三晋兵书逊于齐鲁兵书的错觉。但是，尽管如此，现存的三晋系统的兵书仍是蔚为大观的，如《尉缭子》、《吴子》被列入经典的“武经七书”之列，而在《汉书・刑法志》等典籍所提及的重要兵家中，三晋兵家也占有相当比重。“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吴起、孙膑、带陀、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这里的吴起、商鞅、儿良、王廖、廉颇、赵奢等人，均系三晋系统的杰出兵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总结、揭示兵家不同流派的特点时，也往往以三晋兵家作为具体阐释的对象。如《吕氏春秋・不二》云“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将王廖、儿良分别列为“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用兵理论的代表。所有这些，都表明三晋兵学拥有厚实的理论积淀，具备大量的著述载体。
其次是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理与操作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与齐鲁兵学较多地关注兵学理论体系构筑的情况有所不同，三晋兵学在重视理论建树的同时，也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讲求兵学理论的可操作性。众所周知，三晋地区（包括秦地）的政治指导思想是法家学说，其基本特点是执着功利，讲究实用，这一宗旨，决定了法家学说最大限度地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性。受法家思想实用理性的规范与制约，三晋兵学合乎逻辑地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以操作性的有无或大小来衡量兵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在现存的《尉缭子》一书中有突出表现：今本《尉缭子》共二十四篇，其中《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分塞令》等法令条例便占了十篇，几占全书的一半；而这些条令规章都是非常具体的军队管理方法，其操作性之强不言而喻。崇尚功利、注重实用的特征，在其他篇章中表现得也同样明显，如《制谈》、《原官》诸篇之言军制设置；《攻权》、《守权》、《战权》诸篇之言攻、战、守三种不同形式的战法要领，都以满足用兵作战上的可操作性为宗旨。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沟通顺畅，学理与操作性结合无间，因此，三晋地区（包括秦地）名将辈出，白起、廉颇、赵奢、李牧、庞涓、信陵君、蒙恬、王翦等人便是其卓越代表；而三晋与秦地的军队战斗力亦远较齐、楚诸国军队为强大。荀子的看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
其三是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观点鲜明、思维辩证，注重将厉行耕战、增强实力、推行法制、严明赏罚置放于优先的位置。具体地说,就是在战争观上积极主战,强调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画策》);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同时又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子・武议》）。在治军观念上，主张高度集权，严格治军，追求令行禁止的效果：“故先王明赏而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韩非子・饰邪》）在执法上，强调“制必先定”，追求公正公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尉缭子・武议》）提倡将帅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把“号令明，法则审”看作是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在作战指导上，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廊庙”决策，“兵胜于朝廷”，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以实力发言，先为不可胜，强调在战争中奇正变通，争取主动权，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守中有攻，以打歼灭战为作战的最佳选择，总之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尉缭子・攻权》）。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处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提倡文武并用，军政合一，“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这些特征在《尉缭子》、《吴子》等三晋兵学著作和《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等三晋文化体系内的诸子论兵之作中都有显著的体现。
概而言之，三晋兵学特别贴近先秦至两汉时期军队建设与战争活动的实际，突出反映了当时军队与作战的特点与规律，曾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实不亚于齐鲁兵学。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以《尉缭子》为代表的三晋兵学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出了恰如其分而又实至名归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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