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冯文所言，“经济”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几与“政治”同义；作为近代学科名目的“经济”，乃由日人翻译西方术语Economy而成，并于清末输回中国。故考察此词误植的原委，须从日本着手。
1911年中国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认为：“经济者，经纶干济也。而吾国通俗以善计者曰经纪，日人输入中语因音近而误作经济（此类甚多）。今此一名词又回输吾国，而沿用为生计义，与原文全别。”古典汉语中，“经纪”含法度、经营料理、经营生业、经营买卖诸意，以之对译Economy，不无理据。但若说日人所用“经济”乃“经纪”之误，则不免流于揣度。因为“经济”与“经纪”，中文读音虽同，日文读音却异，前者读keizai，后者读keiki，一般不会误读。故“经济”的误植问题，似不应在中、日之间寻求，而应在日、西之间考索。
“经济”一词最初对译的西语，并非Economy，而是PoliticalEconomy。堀达之助编《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年）、堀越井之助“改正增补”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6年完成、1869年印行）、高桥新吉等编《和译英辞书》（1869年于上海刊印）以及荒井郁之助编《英和对译辞书》（1872年）等，均将PoliticalEconomy译作“经济学”，而将Economy译作“家事、俭约、法”。近代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名著《西洋事情》（1866年初版，明治年间多次刊印）、美国人平文（JamesCurtisHepburn）编译的《和英语林集成》（原刊于上海，1872年于日本横滨刊行）也都以“经济”对译PoliticalEconomy。Plitical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从其语义及其所指学问的功能上看，确与“经济”的古典义有相通之处。
然而事态并没有照此线路展开。1873年2月出版的东京新制活版所编《和译英辞书》将“经济学”作为Economics和PoliticalEconomy共同译名。同年4月弘文堂刊行的中金正衡编《通俗西洋政治谈》中卷第一部分专述“经济之事”，也称“西洋之语词Economy译作经济学”。同年12月出版的《英和小字典》（编者不明）则将Economy译作“经济、俭约”。1874年6月，文部省出版西村茂树译《经济要旨》，“不过说财利”之书，显然也是在近代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的。可见，明治初年，日本人对Economy和PoliticalEconomy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模糊混淆状态。这一状态，随着法国的法学博士鲍伊索纳德（GustaveEmileBoissonade）的到来而加剧。维新之初，鲍伊索纳德应明治政府之聘赴日开设经济学讲座。他提出：PoliticalEconomy之名“本甚不当”，因为Political乃“国政之义”，将其置于Economy之前，容易使人将此门学问错认为“论政体之学”；省去Political，单以Economics称之，亦无不可；用日语词“经济学”来标识“Economy之学，反而易于理解”。此观点载于他的《经济学讲义》。该《讲义》由日人大森钟一译成日文，1876年3月由法制局刊行。在近代西方，也曾有Economy从PoliticalEconomy中脱颖而出、走向独立的进程，两者虽有渊源且不无相似之处，但并不能混为一谈。鲍伊索纳德对此未加注意，只在文字表记层面考虑问题，显然是失当的。而近代日人则“与子俱错”，简单地将Economy当成PoliticalEconomy的省文，译名“经济”也便随之张冠李戴了。
和鲍伊索纳德不同，英国学者麻克莱奥德（HenryDunningMacleod）注意到了PoliticalEconomy和Economics的区别，其所著EconomicsforBeginners（今可译《经济学入门》）对二者的概念做了界定，认为前者是指“自由邦国征集岁入之方法”，而后者则是“讲求交换物品相互关系支配法之学，或谓之价值之学，有时又称富之学。”日人赤坂龟次郎将其译成日文，题名《麻氏财理学》时，在译著凡例中对PoliticalEconomy和Economics也做了区分，认为前者是着眼于人的政治关系的“论富之学”，而后者“则无关政治，只论富者也”。针对日本当时的状况，他提议，前者译作“经济学”，后者译作“财理学”，意即关于财富的“理学”（今译哲学）。赤坂的努力在学理上是值得肯定的，怎奈概念的混淆、译名的的误植已积久成习，他的提议并未得到响应。
译名的厘定者们都是饱学之士，对“经济”一词的古典义是很了然的。译名“经济”的误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到时代的局限，混淆了Economy和PoliticalEcono-my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是将Economy作为“治国之道”来看待的。
译名“经济”被误植得如此“顺理成章”，有其内在的思想文化根源。该名的厘定者们乃以东方固有的“厚生利用”、“治齐致富”之说关照和迎受来自西方的Economy。日人小永井小舟为西村茂树译《经济要旨》所作汉文序言，即表明了这一点。其序曰：“经济大矣，而要旨之书，不过说财利。然厚生利用既著于圣经，而足食足兵又出于圣言，则所谓富人而仁义附者非耶？经济之要，舍财利而恶取焉。管子之政、范蠡之治，后世以为莫及焉。”无独有偶，孙中山1912年8月在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时也说：“经济学，本滥觞于我中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
通过对新语“经济”误植问题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点启示：其一、在新语创新的过程中，文字标识的置换只是表层现象，其深层所进行的实为异域文化相互观照、彼此涵化的过程。故不可使新语研究囿于语言学之一隅，须进而沿着思想、文化史的学术理路拓展、深入，如此方有可能获得或接近问题的深解和正解。其二、新语的误植，固然意味着西学信息的变形乃至丢失，但辩证地看，它也恰恰表明：汉字文化圈构筑的近代文化，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翻版，而是历经古今演绎、东西通约之后诞育出来的一种“非东非西、即东即西”的新型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