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

吴敬琏: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期由投资驱动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到效率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除了靠广泛运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对于总成本就不像过去那样认为总成本就是生产成本,总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现在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远超过一半,而服务业为交易活动提供基础设施或直接处理交易,因此,对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制造业或者叫先进制造业的本身就也包含着很多服务,甚至现代制造业供应商在分类上就叫做服务业,我去年5月去了一趟台湾,我们心目中的电脑制造商,如宏?在台湾却归类服务业,因为服务已成为它的主要业务。这就是为什么宏?的创始人施振荣1992年提出了形容制造业的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这条曲线中间凹下去的部分,也就是加工组装制造,其附加值、盈利性较低;两端上翘的是附加值高的部分:前端的研发、原材料采购、设计和后端的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物流管理、金融服务。两端的业务在原来意义上都属于服务业。近几年来,许多原有的制造型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进入或兼并工业生产性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例如,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大工业企业纷纷加强了研发和设计机构,产品中科技含量愈来愈高。20年代末GE通过进入金融业为其客户提供贷款,来刺激其产品的销售;HP公司通过兼并服务型企业,从而能够为客户提供从硬件到软件、从销售到咨询的全套服务;IBM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由制造型企业转型为服务型企业,服务在产品价值链中开始超过物质生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势所趋。

记者:那么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吴敬琏:我们对工业化往往就是狭义地理解为搞工业,把工业化等同于重化工业化,而忽视了服务业在工业中的位置。即使是商业,也因我们曾根本否认商业活动是生产活动而限制其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虽有所发展,但发展水平仍然不如人意。在现代商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中,价值链的四分之三在流通,四分之一是在制造,制造的部分再提高盈利率已经非常困难了,盈利主要是从四分之三的流通来。但这种理念也没被广为接受,服务业的比重也只有40.7%左右。我们现在是一个低端的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的这个水平比起国外的一些低收入国家还要低,比如印度,其服务业早就超过了50%,比发达国家的75%以上更是遥不可及。

而我国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尤其落后。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的百分点。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22%,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超过了35%。这些情况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工业处在低端位置,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附加价值难以较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实现经济增长投入的物耗、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也导致了我国制造业的技术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记者:怎样才能提高生产性服务业?

吴敬琏:近几十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分工很细,门类众多,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中,这条产业链能够为企业提供从产品立项到产品营销与服务的全方位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而发挥着中间功能,它们提高了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具体说来,包括上游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的质量控制、会计、人事管理、法律、保险等和下游的广告、物流、销售、人员培训等。一个生产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地位的关键是保持“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阶段的服务优势。因此,“十一五”时期应加快发展不同阶段的生产性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现代制造业的竞争力,使之成为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也会成为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软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除了发展观存在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体制环境不良。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说,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较之与物打交道的狭义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更高。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就必须通过改革改善市场的法治环境,加强对合同实施和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