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出版的《蒲松龄志》专设了“清代评点”一节,认为但明伦是《聊斋》评点的“集大成”者,这论断似不妥当。我以为因评点对象不同,《聊斋》评点者们有很多不同于白话小说评点的理论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不是但明伦,而是稍早于但明伦的嘉庆年间冯镇峦的评点。
《聊斋》继承了文言小说悠久的志怪传统,自觉地塑
《聊斋》中篇幅较长的传奇体小说都是虚构的产物,这在今天已是常识。但受小说是史之支流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纪晓岚对《聊斋》的艺术想象提出了批评,多数《聊斋》评点者对此也无明确认识。他们有时从生活真实性出发质疑一些虚幻性情节。如《胡四相公》写狐仙胡四相公自言“见黄巢反,犹如昨日”,而其容貌则是一“美少年”。何守奇评曰:“此胡蕴藉可人,但云‘见黄巢反犹如昨日’,仍美少年,何也?”有趣的是,有时他们又相信作品所写的幻诞故事的真实性,并为之寻找理由,曲为解释。如《赵城虎》写赵城老妪之独子为虎所噬,老虎竟自投公堂,在赵城宰调停之下,甘为老妪之子,并为之养老送终。故事同样是幻诞的,何守奇评曰:“虎义矣,岂亦宰之仁政有以使之然欤?观其不加威怒于媪,而诺为捉虎,是岂俗吏所能?”相信篇中所写老虎的行为是真实的,且归因于县令的仁政。对《聊斋》评点作了突出贡献的但明伦,有时也不免相信幻诞情节的实有。如《刘全》写邹平城隍庙内所塑刘全献瓜像,“被鸟雀遗粪,糊蔽目睛”,牛医侯某因以指甲除去之,后来受到刘全神灵的多方关护。但评:“献瓜事得诸小说,不谓果有刘大哥,而且一灵至此。”与上述评论相反,冯镇峦则对《聊斋》的虚构性质有明确认识。他在评点《聂小倩》《江城》《湘裙》《王六郎》等篇中的虚幻情节时多次指出:“此等处但论其文,不必强核其事”,“宁有此理,然论其文可也。”《鲁公女》写张于旦先与鲁公女的鬼魂缱绻5年,15年后又与其转生的卢氏女结为伉俪,但明伦认为是“情”使之成为可能,是菩萨佑护的结果,而冯镇峦则说:“此事为天下所无之事,在此段书为人人意中所有。人情即天道,何妨谓实有是事。”不仅认识与但明伦迥异,而且在评点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浪漫主义小说所写之事不像现实主义小说所写的那样,是曾经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事,而是“天下所无之事”;它所呈现出来的真实不是生活真实,也不是事理真实,而是“意中所有”的情理真实。
《聊斋》写的既是花妖狐魅的虚幻故事,这就产生了如何阅读理解的问题。《读聊斋杂说》谓:“阳湖张安溪曰:《聊斋》一书,善读之令人胆壮,不善读之令人入魔。予谓泥其事则魔,领其气则壮。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此变化气质、淘成心术第一书也”。这段议论,辨析了小说所写之“事”与所蕴含之“气”即题材与意旨的区别,为读者指出了正确的读书方法,在此前的小说理论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至于蒲松龄何以选择虚幻性题材表现自己的“意”、“情”,冯氏在对《封三娘》的评点中表达出十分深刻的见解:“文人之笔,操纵由我,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岂非快事!故聊斋作志异也”,即怪异题材可为作者表现情志提供更多的驰骋想象、结撰故事的自由,所以“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才采用了志异形式。今人有认为蒲松龄是为躲避清代文网不得已而志异者,其认识比起冯镇峦来是尚有不逮的。
对某些篇目思想内涵的评点,冯镇峦也往往有略高一筹的见地。如《叶生》篇,写“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屡试不第的叶生,又一次落榜后悒郁而死,而其魂灵仍在知己丁乘鹤的儿子身上作“他山之攻”,目的是“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作品深刻描写了在科举桎梏下汲汲于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的悲苦心理,表现了作者对主人公的怜悯、同情,对科场颠倒贤愚的愤慨。冯镇峦评曰:“满纸於邑……,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应该说切中了作品的肯綮。而但明伦评语是:“文章吐气,必借福泽,所谓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也。时数何以限人?文章何以憎命?反而思之,毋亦仅浸淫于雕虫小技而于圣贤反身修行之道尚未讲乎?”要落第者反思自己是否修行之道未讲。不知终生困于科场的蒲松龄的在天之灵读后作何感想?但明伦青年及第,不久即典试楚、浙,春风得意,特殊的经历使他对此文的感受不同于“寒毡终老”的冯镇峦,评论时便发出了同作品本身很不协调的杂音。
除上述介绍之外,冯镇峦还和但明伦等一样,评点了《聊斋》不同于白话小说的特殊的文法,并针对纪晓岚对《聊斋》“一书而兼二体”的批评,指出了文言小说集中长篇短制间杂排列的理由和价值。总之,冯镇峦的评点虽不如但明伦字数更多,对一些篇目的评点也不如但氏更为细致,但他抓住了《聊斋》创作中的重大问题,多有洞幽烛微的发现,应被视为小说评点史上的名家之一。(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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