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邮电学院的科技创新,近年来逐渐进入了收获期:1998年底,国际电信联盟采纳了他们一条关于网络技术发展的建议;2003年,他们参与研制的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成为世界移动通信领域第一个中国标准;同年一个接一个高水平的成果,使重庆邮电学院院长聂能感觉比过去稍微轻松了一些。在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之际,这位一直致力推动学校科技创新的院长,向记者讲述了苦追科技“最前沿”的感受：
1998年,大唐电信首席科学家李世鹤游说我们参加三G手机研发时说过的话,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说:“我们做移动通信的,第一代(移动通信)没有发言权,第二代没有发言权。第三代不能再没有发言权了。”这句话当时一下就把我镇住了。现在只要想起这句话,还是很震动。
我这一辈子事业上最大的遗憾,就是虽然学了通信专业,又长期在这一领域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基础知识不扎实,科研素养较差,没有什么作为。重邮是我国数字通信技术的发端地,但这些年国际通信技术飞速发展,自己却感觉有点使不上力。在重庆主持工作10多年,我一直鼓励青年教师搞科研,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做科研做得很苦。这些年高等教育大发展,兄弟院校的收入越来越高,住房越来越好。相比之下,重邮在这方面的变化太小了。光是在三G手机研发上,我们就投入了5000余万元,这相当于全校1年的办学经费。但我们的科研人员仍然做得很苦。
1998年,学校的科研队伍到北京参加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研究。因为经费太少,几十号人只能住在一栋两层矮房的二楼,楼下还是一个烤面包房。当时正赶上北京最酷热的夏天,头顶太阳晒,脚下蒸汽烤,房间又没有空调,大家只能靠不停地冲凉来降温。我们的三G手机研发,就是这样起步的。
三G手机研发“烧钱”,一个高校这样投入是有风险的。有人也为我担心。有时我们也想,万一失败了怎么交代?我们确定要以科研促教学,以科研促学科建设。这些年我们出了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成果,在出成果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同时建成了先进的教学、实习和科研平台。有些本科生和硕士生,本身就是研究团队的成员。他们毕业时,都很抢手。
挤出资金搞科研,毕竟还是影响了教职员工的实际福利。他们肯定有意见,我的压力更大。虽然科技创新是风险投资,研发失败了我可以给自己找到许多理由,但我仍然一直期望每一个项目都能成功。处在学校这样的环境中,一些科研人员常常自己给自己加很大的压力。有一天,一位青年教师突然告诉我,他有一天下午坐在自己的办公室,考虑要不要从楼上跳下去,“反复考虑了好几个小时”。我吓了一跳,赶紧陪他说话,并且告诉他,如果项目研发不成功,真要追究责任,责任也在校领导,让他不要有压力。
我也知道,他们并不完全是怕担责任。这些年轻人思想很新潮,但仍然有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们几个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都是由三四十岁的青年学者领衔。他们几乎常年都是行色匆匆,面容憔悴,除了科研就是科研,没有“业余时间”、没有“业余爱好”。有时我劝他们不要太急,他们还会给我讲道理:“我们这个研究与国际领先水平就差一两年时间,咬咬牙,也许就赶上去了。”负责三G手机开发的郑建宏甚至说:“如果我们花了几千万,最后还说做不成,我们就是罪人!”
能够网罗到这样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应该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幸运。他们也坚定了我全力推进学校科技创新的信心。有些关心我的人问,你都是快退休的人了,何必还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可是面对这样的青年学者,你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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