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药理学家。江苏省无锡市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社会层面的文理交融和并举
文理结合是古代社会的历史必然。古代知识积累有限,原本就没有什么文科和理科的区别,对社会、自然的认识都是知识,大学问家可以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对生物和医学也有相当造诣。古代社会敬重博学多才的人,往往在教育制度上给予保证。例如,孔子教六艺,甚至于具体的技术也教,提倡各种知识都需要。更重要的是,大学问家在当时社会地位比较高,没有衣食之忧,可以潜心钻研。十六七世纪前,中西方教育基本上都是文理并重,甚至文科知识的积累更早一些,通识教育有保证。
文理的分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十六七世纪以来,哥白尼、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的诞生,掀起了一场科技革命,成果很快应用到产业上,带来了产业化革命。从此,现代社会的自然科学越分越细、越钻越深;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很快,分支学科很多。分科教育有好处,教育资源集中,效率高,优势突出,但人们也逐渐发现了问题。首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少了,同学科之间的共同语言也少了,都成了“社会分工的奴隶”。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自发的,而是作为一种职业的需求和选择。社会知识总量越来越多,可个人知识面却越来越窄。同时人们发现:人生的苦乐、人性的善恶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消亡。现代社会出现的贫富差距、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核威胁等现象,都不是科学技术能解决的,而且在科学发展了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了。
文理交融又是未来社会进步的必需,因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应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文理在社会层面的交融主要是指: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扬积极的人文精神,造就高素质的人,再由高素质的人去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断创新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学科层面的文理交融和并举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很清楚。恩格斯说:“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著名学者郭传杰在《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中说,“是科学改变了世界”,促进人类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有利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化。
反过来,人文科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相当大。首先是导航作用。科学技术本身是“双刃剑”,用对用错全在人,而人的意志决定于人文取向。其次是奠基作用。科技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基本素质,有的是先天的,有的则离不开后天人文科学的培养。更重要的一点,从国家层面讲,科学技术是否进步关键在一个国家的人文环境。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世界上曾经有好几个国家先后成为引领当时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中心,它们的出现都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例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宗教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等。
个人层面的文理交融与并举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个人层面的文理交融与并举:一方面是社会的共性要求与多元取向;另一方面是个人的个性特点与多元发展。
一个社会是有共性要求的,任何社会都要求公民具有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精神,而且都会采取诸如理论说服、教育影响、文化熏陶等一系列手段来保证。
与此同时,现在社会上有上千种行业,对人才的需要非常个性化。但往往我们的学校在培养学生时,唯恐通不过考试;而社会在用人时,关心的却是能否适应岗位工作,学校培养和社会需求的价值取向时有脱节。
从个人的个性特点和多元发展来讲,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承认个性差别,允许个性发展,这样对于社会、个人都有利。一个人能够做到文理交融最好,做不到也没关系,但应做好自我定位。有的人喜欢文,有的人喜欢理,这是很自然的,在保证公民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允许个人选择,不必也无法强求一致;更何况,很多在文学、艺术、体育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并不是单一的教育模式能培养出来的。
当然,文理交融的程度也不会一样。有的人是“纯文”的,有的人是“文主理辅”的,有的人是“文理兼通”的,有的人是“理主文辅”的,还有的人是“纯理”的。即使在文科当中,长于政治的未必长于经济,长于经济的未必长于文学。因此,虽然我们在讲大的交融,但也应包容那些专而细的一技之长,即应该是多元并举的文理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