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本报理论部共同举办的“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江城武汉举行，来自海内外有关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历史人类1、环境变迁与环境感知。目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环境史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在本次会议上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从环境感知的角度，对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制约与影响这种演变过程的诸因素。也有学者从瘟疫灾害方面入手探讨14―19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有的则从解读地方官员对于山区封禁政策的观念出发，考察清雍正年间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因果得失。还有学者深入考证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州港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市集贸易地的转换、城垣与堤防的危机与两岸之经济冲突等相关社会问题。更有学者从风水论角度，考察了18世纪汉口地区的火灾与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的相互关联。
2、城市空间与市场体系。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往史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城市史也开始得到学者们的重视。晚清五口通商对于长江沿岸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九江为例，认为该城市的开埠改变了江西传统以南北两极为架构的市场格局，促成江西全省统一区域市场的形成。九江成为江西门户，而南昌则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辐射力成为区域市场的中心。还有学者通过对另一开埠城市宜昌的研究表明，1876年宜昌开埠使得这一传统内陆型城市一变为开放的口岸型城市，并促使近代宜昌社会出现了许多近代化社会的新因素。另有学者以竹枝词为依凭，对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扩张予以论说，从一个全新角度揭示出传统市镇向近代城市转变的轨迹，以及新型的近代城市所具有的景观和特征。
3、法律与地方社会秩序。明清时期的民间秩序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之一。有学者对于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讼风”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江西讼风的盛行源于生存环境的严峻、社会关系的复杂，而江西人口的大量外迁又导致讼风向湖广地区扩散与转移。道光年间发生在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事件在传统的农民战争研究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有学者将其置于社会史的视角下，从关注秩序的问题意识出发，注重事件发生的“前因”与“后果”，即社会如何进入混乱无序状态，又是如何重建秩序的。并从官、民与法的视角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彰显出小事件中所蕴含的大历史。也有学者立足于长江中游鄂东各县司法诉讼档案，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探讨在国民党民法下乡村妇女财产权的实际状况。更有学者通过将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历修县志的内容及其纂修过程纳入地方社会权力网络中进行分析解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出地方社会各种力量的分布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
4、宗族、聚落与农民生活。在“眼光向下”的学术视野下，植根于乡土社会中的家族组织无疑是社会史学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会上，既有学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通过对黄州宗族与徽州宗族的比较研究，探讨长江中游宗族的晚期农业宗法社会原生性特点。也有学者通过家族的个案考察来深入剖析宗族组织内部的资源整合、权力构成及其社会网络资源。如通过在江西鄱阳湖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所发掘的渔民谱牒资料以及清代湖课清册和当代处理渔业纠纷的协议书等一批弥足珍贵的民间文献，考察近三百年来鄱阳湖区水面产权的演变，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渔民利用传统的乡土文化资源来记忆和强调其利益诉求的民间生活实景。与以往学界仅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的观点不同，此次会议上有学者将宗族公产视为预示其归属感的象征性资源，并通过黄梅程氏家族的个案考察来探究这种象征对于宗族内部各房支的意义，以及在宗族整合过程中各房支之间力量的调适。由于资料的缺乏，以往学者对中国村落的研究较为薄弱。而此次会议中，有学者尝试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村庄的内部和日常生活中，对江西宁都东龙村的聚落结构与社会变迁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聚落史研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5、灾害、赈济与慈善事业。历史时期长江流域水患频发，给当地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如乾隆五十三年的荆州大水，作为清代长江三次特大洪水之一，给荆州城几乎带来灭顶之灾。而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以此次大水及善后为契机，政府主导下的荆堤岁修成为制度，对后来的防洪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也有学者对于1912―1927年、1931年荆江两岸的水灾及其赈济活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还有学者以湘籍人士的相关记载为中心，对于造成近代湖南水灾频仍的社会原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相对于江南而言，两湖地区的育婴事业史研究还较为薄弱，在此次会议上，有学者从清代两湖育婴事业的兴起、运营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指出清末两湖育婴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向基层延伸的趋势。
此次学术讨论会，对从事长江中游区域史研究的学者起到良好的学术交流作用，对推进长江中游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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