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服务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有两套镇院之宝：一是王国维手校的《一切经音义》，一是陈寅恪手批的《白氏长庆集》。
大师亲笔校批的本子都属普通版本：《一切经音义》是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但普通本子上有了大师的亲笔批校，其价值意义就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王国维先生的校注均为朱笔蝇头小楷，字迹极为工整。王国维先生在校订完毕后写有题跋，对罗氏所藏宋福州本的卷数、版式和来源均作了说明。
陈寅恪先生的批注皆为墨笔蝇头小行草，走笔潇洒流畅，或批注，或笺证，或校勘，密布页面的天头、地脚和行间，颇难辨认。翻观全书，批注多集中于讽喻诗和《琵琶行》、《长恨歌》等伤感诗之上。字体非常细密，当是陈寅恪先生目力尚好时的笔记。后陈寅恪先生视力变坏，所有书写全由秘书代笔，故而其手迹更是弥足珍贵，一字难求。
透过大师的手迹，我们更可以感受到大师做学问的严谨和广博。王国维先生的校勘以精细为特征。各本文字有
异同或脱漏者一一加以出校，凡有文字异同或脱漏者，均以朱笔出校，并注明“眉上所校者径山本也”、“行间校注者宋绍兴福州本也”，以示二本区别，可谓功夫之深，细如牛毛。陈寅恪先生的批注则以阅读和取材的广度为特色，其引用书目，计数十种；仅就引用书目，也可大致窥探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看得出这些批注是先生为写作《元白诗笺证稿》作资料准备的，是先生当年的工作用书。面对这些密密麻麻、写满书的天头地脚和所有缝隙的批注，不能不感叹大师做学问时所耗费的搜罗资料的功夫。以前总是惊异大师著书立说广征博引，总以为他们书看得多，记性又好，殊不知条条材料皆辛苦，在正式撰文著书前，亲手抄录了那么多资料，耗费了多少目力和精力！与大师手泽面对面，确实和看他们的正式出版物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仅表现在见手泽如晤面，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见大师的风采个性。
收藏有大师手泽的书也是一种缘，陈寅恪先生手批的《白氏长庆集》是早年收进的，具体细节已不清楚了，估计是当时的古籍所在购入一批线装书时一起买进的，起先也没有发现和重视它，因书上钤有陈寅恪先生印章，使用者才开始关注它，至于先生的藏书如何流出来的，则不得而知了。王国维先生手校的《一切经音义》是书画收藏家潘亦孚先生割让的，当时价格为一万七千元。潘则是从拍卖行拍来的。作为一所大学的人文学院，能有缘收到大师亲笔校批的古籍，这也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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