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对话：如果没有道家

时间:2006年1月15日上午

地点:北大乾元国学教室

牟钟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感谢两位学者接受邀请。今天我们是儒道“对”话，而不是学者“谈”儒道。我想强调的是，既然是对话，就难免有论辩、有交锋。这种碰撞是读者和我都想看到的。（笑）

先有道还是先有儒？

陈：儒道关系有很长的历史。春秋末战国初，显学是儒墨，道家不是显学。原因是当时道家不游学诸侯，不聚徒讲学。孔子注重讲学。可以说讲学是孔子的首创。可到了汉初，道家是显学了，应该说甚至超过了儒家。

主持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了。

陈：是的。汉初，儒道对立的格局形成了，但后来的发展还是比较互补的。冯友兰先生讲，到魏晋时，有些道家试图更接近儒家。到宋代，有些儒家试图更接近道家。说明儒道不是那么对立的。冯先生本人就是儒道互补。听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一副仙风道骨的形象。好像还有“冯老道”之名。冯先生认为道学不是先秦的古典儒家，而是吸收了很多道家思想的新儒家。他认为古典儒家功利性强，太现实，超脱不够。道家又太玄虚了一点，不够现实，容易消极。所以当有学生问他“你是不是最喜欢儒家”时，他说：“我最喜欢道学。”

牟：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只是孔子和儒学，忽视了道家思想的文化传统。其实一些学者早就看出，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文化有儒有道，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近代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魏源。他讲，中国文化是阴阳文化。后来是林语堂。林语堂讲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缺一不可。冯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极高明”就是玄虚精神，超越精神。“极高明”谁贡献最大？是道家。“道中庸”就是现实主义，重视社会，即入世精神。这一点是儒家贡献最大。两者的统一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陈：我很同意你的观点。文化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儒与道二者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但我要强调一下儒家。从逻辑上讲，不能说否定是先出来的，阴是先出来的。冯先生说，有正题才有反题，有肯定才有否定，有阳才有阴,有正题才有反题，在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主持人：对于“三代”，儒家是一种正面肯定的态度，加以弘扬；而道家则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和否定所由出发的尺度却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当他说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他脑子里一定有个好的东西作为标准。这说明肯定是在否定之前，但老子的“肯定”要先于儒家的“肯定”。问题是这个“先“是在什么时候？

陈：道家所肯定的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返回到璞、素、真。这是道家的基点。儒家则是伦理教化的人文主义。

牟：老子开创的“道”的根源很深。我认为老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或者说较多地保存了母系氏族文化的遗风，具有更多的平等性和古朴性。老子用“谷神”、“玄牝”等女性相关语汇来形容大道的母体性，表现出女性文化的鲜明特色。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女性智慧的升华，而儒家文化是男性文化。

陈：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这应该是能够接受的。但我认为不一定把老子的思想溯源到母系社会，因为目前还找不到明显的线索。而儒家继承、总结、提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这是有明显线索的。儒道两家表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格局，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存在体现于各个方面。冯先生就讲过，唐代两个大诗人，杜甫、李白，一个儒一个道，同时代表了两种文化思想倾向。

牟：关于老子与孔子的先后，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比孔子大20―30岁的样子。孔子向老子问礼，典籍里也都有记载。老子对周礼缺点的批判，不是对孔子的批判，是对礼乐文化缺点的批判。

陈：这个问题比较学术。（笑）老子与孔子的先后是没有问题的。但冯先生说，中国哲学史为什么先讲孔子，因为《老子》的作者司马迁已经搞不清了。老子与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是同时代的。关键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老子》文本是不是春秋的老子作的。现在学术界通常的看法，《老子》体系的完成是战国前期。

文明靠什么发展到今天？

陈：一种文化文明发展延续，推动力需要很多东西。我们中华文明靠什么发展到今天？很明显，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三代文明在哪里体现？在《六经》。三代文明传承的动力在哪里？在孔子。从孔子开始，以及孔子门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把《六经》加以传承、总结、发展、提升。我们的中华文化有古有今，几千年未间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及努力实践的强烈意识。否则，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就没有了着落。对于“礼”，老子有很多批判。“礼”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有流弊。但不能说“礼”作为一种文化没有意义。老子主张文化批判，推崇自然状态。而儒家有进化意识，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状态，不能说自然状态是最好的。儒家把“礼”看成一种文明的形式。比方说，喝生水就是自然状态，喝开水就是“礼”，放点茶，就是“礼”。礼从哪里开始？你摆脱了自然状态，就进入了“礼”，礼把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凝结为一些具体的形式。儒家始终重视并强调这一点。所以儒家主导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牟：我要补充一点。儒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某种程度也是因为道家的存在。道家对于儒家，外部有批判和提醒；内部输送了很多营养。一个文化的发展，除了动力系统还要有调节制约系统。道家的批判是带有根本性的。因为道家站在外面。儒家也有批判意识，但比较温和。儒家的发展本身就有道家的作用，有道家的功劳。

陈：儒家很重视群体性，注重社群的存在。中华民族在这么大的疆域里聚集这么多人口，延绵时间这么长，如果没有一套群体生活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是很难实现的。儒家很重要的贡献，是致力于群体生活规则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主张。调整和处理好人际关系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在这方面，儒家的特点及其贡献就显现出来了。

牟：但道家也有功劳。如果只有凝聚力，没有宽容性是不行的。在大群体里允许个人一定程度地自由发展，大家才愿意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中国这么大，我的看法是，需要有儒家的核心，同时需要有道家的精神。中国文化是非常宽容的。中国的儒释道都有存在的空间。儒家有些学派太强调群体性。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把人的利益缩小了，搞得人很紧张，人就会活得很累。人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生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一些呢？宋儒太强调“公”，压抑“私”，压抑了人的创造性。礼教过分强调了社会秩序而约束了个体人性的发展。

陈：我们再说一个话题。儒家人生观强调有为积极，刚健有为，强调刚的一面。《周易》讲“刚健中正”;《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积极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就是解释刚健的。刚健不息是积极有为的精神，这样就能积极主动克服困境，不退缩，不回避，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难。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个人对民族都很重要。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要有所事事，有所作为。人类要生存，要发展，物质精神的满足等一定要通过儒家讲的“立功”去实现和取得。古人讲“立言”、“立德”、“立功”。儒家强调立德的同时，还要求通过积极有为建功立业，有所创造，克服困难，把人类的问题加以解决，人类才能不断前进。

牟：古人讲过一句话，此所不能而彼所能，这就是讲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话，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这说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柔克刚。柔是一种韧性。这种韧性使得生命有一种厚度，不容易夭折，不容易被困难和挫折所消解。这是一种与刚性相对应的柔性，是一种生命的弹性。所以不要把道家的无为简单化，我们要把它里面所包含的很深刻的智慧解释出来，并且如果解释得好的话，可以成为策略学的理论支持。

陈：从老子的角度，你刚才的解释是很好的。到庄子，隐士的性格就比较突出了，就比较有出世的色彩了。这是不是跟老子有些区别？

牟：有。庄子，从出世和入世的角度讲是比较消极的。但也有人认为从庄子开始建立了形而上学，因为他强调人的精神境界，这一点他讲得比较多。因此庄子的人生慢慢地转向了艺术，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把哲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庄子是一个高峰。在中国美学方面的发展上，道家的贡献要比儒家大。《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我看到作者在表达他的美学传统的时候，是从楚辞到庄子，到玄学，这是道家的传统。

如果没有道家将会怎样？

主持人：如果没有道光有儒，那么社会生活空间会很窄，人会活得很累，这里我想问怎么个累法，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刚才我们讲无为的好处，讲与民休息的好处，到了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很多经济学家很关注老子的智慧。其实儒家有时候也看到这个问题。无为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如果能做到，孔子也是赞成的，他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但是儒家为什么不强调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儒家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它总是觉得，“无为而治”并不容易达到。面对现实，儒家走的不是超脱的路子，而是从现实入手，从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实际途径。对于现实世界，孔子始终不满，所以总是讲有为，讲入世，现实感很强。他更关心经世济民。这样的儒家就比较少地考虑另外的问题，正如你刚才所言，也许就比较累。这是事实。对此，道家的思想就是一种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

牟：那我给你“补充”一点。（笑）儒家忧国忧民，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过于关心，就会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孔子不一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是受到道家影响，无可无不可，所以孟子称他为“圣之时者也”。如果我做不了这个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可做，我有个人的业余生活，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啊。所以我觉得，道家挺好。

当代就体系上说，还没有新道家，没有形成新的学派。但从个人而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上来讲，我认为不同程度上普遍的都是儒道互补。也有的不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一个是王国维。我认为这两个人缺少道家的修养。（笑）大部分人在逆境中还在苦苦地寻求，他们不是采取简单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而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比如冯先生，他从来都是积极的。这是儒家，这是冯先生的一个特点。到了后来，像冯先生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你看，汤用彤先生基本上不写东西了，贺麟先生专门翻译黑格尔去了，可他原本是个哲学家。但是冯先生还要写，要不断地研究和揭示儒家。可另一方面，冯先生是受批判最多的人。但冯先生却非常从容，泰然自若。根本不记恨批斗他的人，不断地根据情况调整自己，所以我觉得他是儒道互补。张岱年先生表现出来的气象也是儒道互补。一方面他很积极，对国家和民族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中华精神他概括得最精僻，影响很大。但是当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他默默地调整自己，还要作事情。这种调节精神，是道家的精神。

主持人：您刚才所说给我感觉是，儒家本身的价值观和学术逻辑无法产生这种超越的东西，只能吸收道家。

陈：从历史上讲，早期儒家，是比较强调现实入世的方面。经过儒释道互相的对立融合，宋元明清道学里面其实已经容纳了很多超越的东西。我们清晰地刻画出的儒道区别，其实是理想型的对比，但是在宋以后的发展里，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他们不一定都融成一个了，但是确实有融合的部分。最明显的就是道学，道学从佛家、道家、道教都吸收了很多东西，变成了新儒家，为什么是新儒家呢？新儒家的新字是说，不仅是理论思维上吸收佛道提高了，另外在人生的境界和气象上也都对佛道有所吸收。所以中国的文化各家各派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比如中国佛教，它之所以有中国性，那是因为它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特别是心性的境界方面，吸收了道家的境界。禅宗对人文日用的关注则受到了儒家的影响。

牟：儒家从孔子起就已经开始吸收老子的思想，只是不如后来吸收得多。陈：不一定是吸收，孔子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如无为而治等后来为道家所倡导的思想。孔子是比较浑全的体系，他不像后来的一些儒者只是发挥了某个方面。

牟：他们讲偏了。

陈：对。你比如孟子讲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孔子的仁学境界则比较浑全，可以说也包含了一些道家的因素。

主持人：最后请二位分别站在儒道的立场上评价一下对方。

陈：牟先生对道家、道教都很有研究，并且有个整体的框架，但他骨子里是个儒家。（笑）

牟：我自己觉得是儒道互补。（笑）

陈：亦儒亦道。

牟：在我看来，陈来先生也是儒道互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