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发展历史看科学与人文的互动

农业文明早期科技与人文的互动

早期人类一般都是以穴居为主体，自从有了农业，人类开始由山地走向平原，由渔猎生活转为驯化、养殖、种植生活，由游动的居住过渡到定居。从这时起，人类的营养变得更加丰富，智力发展很快，进入到智能阶段；同时，定居以后，人口增长也加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在驯化野生动植物、开创农业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

原始农业以养殖和种植为核心，形成一套科学体系。以农具为例，在旧石器时代还只是渔猎或采集的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刀耕火种了。再如天文和数学，古埃及用天狼星预报尼罗河水泛滥，非常准确；在4500年―5000年前就有十进制记数了，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求解三角形和四边形的面积。尽管处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但是种植和养殖已经成为当时核心的社会主导体系。

庄子有一句话：“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是谓同德”。恩格斯认为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主义（原始共产主义）。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在当时，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一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而这种制度反过来又推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人类开始敬畏自然，崇拜图腾，神话农作。因此，在农业文明早期，正是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开始了初始性的对科技和人文的推动；而氏族制、敬畏自然的人文环境与低科技、低生产力水平，一直是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

农业文明时期科技与人文的互动

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之间仍有着双重的良性互动。那时候，物质循环代谢的总量与人口、需求以及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不存在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也不存在环境问题。越是精耕细作，越是科技进步，人类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越高，这个循环系统越有效果。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在可再生的生物质闭合式的物质能量循环基础上，与自然和谐并可持续的这种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与自然是完全相适应的。

从哲学基础看，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荀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这些思想有其自然科学基础，正是基于该时期数学、天文、地理的进展，先贤们才能理论概括出这些思想。

关于农业方面的诗歌很多，例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都是对农业社会的歌颂，从中可见当时农业科技、农业生产、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生产关系之间的和谐互动与发展。在农业文明时期，农业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无不对农业发展起到良性互动的作用――这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近代农业时期科技与人文的互动

近两百年，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了农业的科技革命，进而产生了工业化的农业――我们叫做“近代的农业”，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和电力开始进入农业。有了化肥、农药、地膜和拖拉机等能源和物质进入原有的闭合式体系，传统农业变得更加开放了，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的代价，农民的收入不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人类面临的问题很严重。

在近代农业工业化时期，农业的人文环境很不好，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城乡二元论”、“价格剪刀差”等思潮和现象，科技、生产与自然是非和谐的模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农业是非主体产业，但又是基础性产业，故近代农业科技突出的正负效应以及对人文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农业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

构建后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人文的互动

动植物的驯化到金属农具的使用经历了五六千年，金属农具使用到化肥农药的喷洒经历了3500年，化肥农药的喷洒到生物技术的应用经历了100年，现在需要我们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式的生态系统――一个持续的双重互动的生态系统。

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如何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双重良性互动的状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除了化肥、农药、农机、电力以外，是不是还有新的科技驱动；二、开放式的循环能不能持续下去；三、新的人文环境能不能构建。

20世纪下半叶，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农业科技革命在全球兴起，农业科技不再只是化肥农药的事了，而是被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阶段和层次。虽然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农业所处的循环系统中存在诸多负面影响（这是由于科技的成熟度不够），但是科技的影响并不绝对是负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念和战略思想的转变，构成工业文明时期农业与人文的良性互动。例如，继承传统的农业理念，即“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非良性的农业循环模式转变为良性的循环模式；或通过科技管理进步，使农业科技生产与自然的非良性互动转化为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