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味紧跟时代嬗变而缺乏保持距离的独立审视，从而造成人云亦云的追风逐浪，是新时期文学面对时代嬗变最为多见的表现。这种文学现象又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方面。
从题材看，新时期早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紧跟时代就非常明显。从诉说
紧跟时代但能独立思考也无可非议。然而这类创作又恰恰多是紧跟时代思潮。时代思潮可谓这类文学主题的晴雨表，前者刮风后者就下雨。如社会上拨乱反正，文学就跟着揭批“四人帮”。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文学就歌颂“落难忠良”。改革风云乍起，就有乔厂长的大刀阔斧和冯幺爸的昂首挺胸。时代进行“新长征”，“飞向光明”就成为众多作品的憧憬。现代主义文学热潮短暂，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主题在本土社会“水土不服”，这也是盲目跟随时代文化热的结果。女性文学呼唤女性尊严的主题探索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照搬西方女权主义的现象。而反腐文学清官意识和黑幕写法的模式化，同样和时代思潮及大众文化消费意识有关。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言诗人于宇宙人生，“入乎其内，固能写之；出乎其外，固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是说文学创作既深入生活又要保持俯瞰高度。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陷入其间跳不出来就难以清醒思考。新时期文学与时代嬗变的第二种关系，就是既跟踪时代嬗变又能“出乎其外”，从而保持独立清醒的时代审视。
这种审美把握有两种情况：
一是选材紧跟时代嬗变但能独立思考。如同样是伤痕文学，当年的《内奸》、《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就更令人深思。同样是反思文学，《芙蓉镇》、《桑那高地的太阳》、《剪辑错了的故事》、《挣不断的红丝线》和《飞天》等就更令人回味。又如改革文学，认为改革困难只是“阵痛”的看法曾很流行，都相信“沉重的翅膀”会很快飞翔。包括思考较深刻的《腊月正月》最终也来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改革声浪甚至变成欢声笑语。但与此同时，《祸起萧墙》和《焦大轮子》等作品则能正视问题的严峻和复杂。而《一潭清水》对贫富分化的担忧或许过于道德化，但毕竟考虑到了新矛盾。事实证明这绝非杞人忧天。这方面，新生代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特别能说明问题。其追求“全景图”报告也是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热，之所以视野开阔颇具深度，不仅因为摆脱了早期“问题报告文学”的就事论事，关键还在立足于审视时代的文化思考，并且特别张扬了主体性和独立性。
二是选材时间上和时代嬗变有所距离。也就是不急于紧跟形势，看清情况再写。比如《古船》、《浮躁》、《穷乡》、《穷县》、《瑶沟人的梦》、《扶贫》、《黄坡秋景》和《沉默权》等农村小说，都是新矛盾新问题显露后的创作。它们对时代变革的审视就摆脱了浮躁，描述也较冷静深刻。这当然还是有赖独立思考，但时间本身也给作家提供了新情况和从容思考。又如“归来者的歌”和“朦胧诗”，大多写的也是“文革”伤痕和反思极“左”，但普遍比两个“凡是”时期哀悼性诗歌来得深刻，艺术表现也更具特色。这固然和两个创作群体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有关，但时间在后也是重要原因。这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中也可看出。当作家们沉浸下来思考现代主义文学和本土社会的关系时，当初那种幼稚表浅的形式模仿就不再出现或明显减少。女性主义文学也是如此。从轻率照搬西方女权意识到逐渐化为己用，时间显然也是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洗澡》、《走向混沌》、《踌躇的季节》、《中国1957》、《夹边沟记事》和《乌泥湖年谱》等，写的都是政治运动老题材，但这些“新反思文学”不仅仍然震撼人心，而且比以往很多同类作品深刻。这同样和不紧跟时代思潮而沉浸下来深思熟虑有关。
教训与启示
从上述新时期文学与时代嬗变的两种关系看，其成败原因非常清楚。文学创作的成败虽然包含许多复杂因素，但只要不仓促盲目地紧跟时代嬗变，对时代的把握至少会客观些。
新时期初，康濯曾这样回顾其“文革”前的创作尴尬：1957年受批后，以为“看阴暗面”不对了，1958年便“跟上”宣扬浮夸；待1962年大连会议召开，发现1958年创作路子也不对，便写了篇联系现实矛盾的《代理人》，结果又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这就是“紧跟”而来的无所适从。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看，这类比比皆是的教训早已告诉我们：凡仓促盲目紧跟时代形势，基本出不了好作品。如文学政治先行时代，以时代政治图解生活的作品都经不住时间考验。大跃进时期紧跟浮夸风的“新国风”，其豪言壮语多为空洞甚至颠倒是非。而《艳阳天》宣扬“阶级斗争”就完全是“紧跟”产物。“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更是充满迎合“革命时尚”的模式化口号化。有些作家实践经验丰富也有创作才能，出手作品不会太差，但只要仓促盲目紧跟形势，也会留下明显遗憾。当年描写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多有极“左”思潮痕迹，也是此理。《青春之歌》的“改写本”，更是典型例子。反之，选材不盲目紧跟时代潮流，尤其是能独立思考，作品通常就要好些。如同样写革命战争生活的《百合花》，其“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的新颖主题和独特风格，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回味。教训如此之多，道理也很明白，为何新时期文学还是不断出现这种老毛病？这确实令人深思。我想这种“紧跟情结”虽然仍和时代环境有关，但关键还是因为作家心态浮躁，不能坚持独立思考，同时也缺乏“高致”意识。而经典作品和伟大作家的产生，恰恰与此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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