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S到3G：中国来了

导读

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在模拟移动通信时代，中国发展了600多万用户，至少有2500亿元流进了国外公司的

与以前中国在“大哥大”时代、2G时代的沉默不同，由于TD-SCDMA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3G标准，而且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具备了商用条件，中国将会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3G之路。

在3G商用前夕，很多人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TD-SCDMA的创新之路又布满了怎样的艰辛？要说清楚这些话题，我们的故事首先要从TD-SCDMA技术的主要发明者、大唐移动通信公司技术顾问李世鹤开始讲起。

“1994年6月的一天，两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找到我。我们闭门谈了三天，有了一个初步框架，准备开发一项超越美国高通CDMA的新技术。”

1994年，时任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所长的李世鹤被调到北京，担任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职务。6月的一天，两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陈卫和徐广涵回国，找到了李世鹤。

“他们也在研究，想从无线通信技术上实现突破。当时CDMA(码分多址)在世界上还没有应用，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想如何解决那些问题。我们三个人紧紧关起门来，谈了三天，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别人搞移动通信用频分双工(FDD)，我们要用时分双工(TDD)，并准备采用一些新的技术，如智能天线、同步CDMA等技术。”

有了这些初步构想后，大家提出来，动用自己的力量再进一步完善。于是双方在中国和美国各搞了一个班子，开始预研这项技术。

到1995年年初，技术框架基本上有了。李世鹤借一次去美国考察的机会，去了奥斯汀，找到陈卫和徐广涵。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也在美国考察，后来也过来了。

“周寰很关心这项技术，坐下来认真听我们的技术报告。从理论到试验再到计算机上的仿真结果，最后搞清楚了，中国人完全有可能开发一套超越外国人的技术。”李世鹤回忆说，“但移动通信是有标准的。不成为国际标准，技术再好，也没有人用。于是我们决定先做一个无线接入系统，把它从理论变成产品，然后再找机会切入移动通信领域。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要超过高通的CDMA，所以就给这项技术起了一个名字叫SCDMA(同步码分多址)。”

为了让SCDMA技术尽快实现产业化，李世鹤所在的研究院随后与陈卫、徐广涵的CWill公司合资，成立了信威公司，负责SCDMA的所有运作。SCDMA后来得到了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立项。1997年，SCDMA科研成果通过了国家鉴定。

切入移动通信领域的机会说来就来了。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ITU，简称国际电联)向全世界发出了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因为以前的第一、二代移动通信都是区域性的标准，各国自己做自己的，国际电联想借此出台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让手机在世界各地都能漫游。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模拟网刚刚投入使用，2G正在研发时，3G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了。既然是第三代移动通信，当然要比2G先进。经过几年的讨论，到90年代，国际上对3G的定义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在高速行车环境中，能实现144K的传输速率，在低速移动环境中能实现384K的传输速率，在静止环境中能实现2M的速率。也就是说，3G将更多地满足用户在数据方面的需求。但用3G到底能干什么，那时谁也说不清楚。尽管如此，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高通等公司还是认为用移动电话达到固定通信的速率是一个发展方向，因此他们很早便介入了3G的研发，到1997年前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3G技术方案，如WCDMA、CDMA2000、TD-CDMA等。“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中国应该参与。”1997年5月，邮电部科技司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移动通信的发展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们会留下宝贵的经验。如果真碰到了问题，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

怎么参与？当时，国际电联制定了3G标准形成的九个步骤，其中有一步是各国成立评估组，对提交的候选技术进行评估。

评估组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参与形式。1997年7月，邮电部成立了由政府部门、运营商和研究机构组成的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简称评估组)，并在国际电联进行了注册，成为第11个评估组。同年10月份，当时任邮电部传输所副所长的曹淑敏接替前任，担任评估组组长。“评估组成立后首先要对国外主流技术进行评估，同时探讨中国提交候选技术的可能性。说真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指望中国能提交候选技术。”曹淑敏坦诚地说。

根据国际电联的时间表，提交候选技术到1998年6月30日截止，提交评估报告到1998年9月30日截止。中国要想有所做为，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评估组紧急发动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准备开展工作。

为集中探讨下一代移动通信怎么做，中国有什么技术可以提交等话题，邮电部、国家“863”计划通信主题组临时决定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联合召开一次会议。

1997年12月底的一天，周寰连夜把李世鹤叫出来。此时离香山会议召开不到10天的时间。“周寰要我们在一周内拿个方案出来。时间太紧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搞了一个很不成熟的框架出来。”李世鹤说。

在这份不成熟的框架中，李世鹤提出在SCDMA技术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下一代移动通信，并将这项技术命名为TD-SCDMA。他解释说，这种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对称频段，可以见缝插针，灵活方便地规划使用日益紧张的频谱资源。此外，还可以灵活地设置上下行业务占用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带宽和系统资源，非常适合未来数据业务的需求。

香山会议如期召开了。会议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是听各国有名的设备商讲他们的3G技术。第二天是国内移动通信专家讲话。很多教授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包括清华大学的王京、北邮的张平、东南大学的尤肖虎等。不过，他们提的都是单项技术，只有李世鹤提的TD-SCDMA是一套系统的技术。

第三天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是邮电部科技委和评估组成员。会议由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主持。在这个会上，要最后决定向国际电联提不提交TD-SCDMA技术。“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当时周寰坚决支持，最后，宋直元下了非常重要的结论。”李世鹤回忆说。

宋直元在会上是这么说的：“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们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建议同意在他们认为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碰见了问题，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既使失败，也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此次香山会议为TD-SCDMA一槌定音。

按照国际电联的要求，技术方案提交到1998年6月30日就截止了。李世鹤被要求提前两个月拿出草案，再由评估组一起来评估完善。这么一推算，从香山会议结束到4月30日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

此时，李世鹤发现身边既没有人，也没有钱。“必须得干！”李世鹤对自己和他带的5名学生下了命令。“不管怎么样，我们在1998年4月底把方案拿出来了。”

通过评估组的审定后，信息产业部三位副部长签了字。1998年6月30日，凝聚着多人心血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送到国际电联。

这项3G候选技术的署名是：China。

“此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联被形容为3s，一见面smile(微笑)、一开会silent(沉默)，最后是sleep(睡觉)，我们哪有经验啊。提个文稿就很不容易了，这回不但要提标准，还要到国际会议上去跟人家辩论。”

到1998年6月底，国际电联共收到了10个候选技术，其中美国4个、欧洲2个、韩国2个、中国1个、日本1个。中国评估组不但提交了一个候选技术，而且提交了两个重量级的评估报告，对欧美提出的WCDMA、CD-MA2000这两个候选技术进行了计算机仿真，发现了很多问题，国际电联从此对中国评估组刮目相看。

1998年11月，国际电联第八组织要在伦敦召开第15次会议，确定把哪项技术筛出去。这项工作由第八组织下设的第五工作组负责完成。曹淑敏首次作为第五工作组的主席，召集小组成员先在伦敦开了三天的会，李世鹤、李默芳（现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等人也参加了。

“此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联都是3s，一见面是smile(微笑)、一开会是silent(沉默)，谁都不发言，最后就是sleep(睡觉)，我们哪有经验啊？提个文稿就很不容易了，这回不但要提标准，还要去跟人家辩论。”曹淑敏说，“伦敦会议上虽然没有人坚决反对，但大家所表露的先是不信，后是不屑，因为中国在2G上什么都没有，创新根本就谈不上，你突然提出个技术来，人家不相信。当时，我们提的技术方案和别人的比确实粗一些，差得很远。但经过我们的努力，伦敦会议协调的结果，认为TD―SCDMA技术符合3G的要求。”

要过的第二关是1999年3月份的巴西会议。这次会议要确定无线接口的关键参数，也就是说，TD-SCDMA的关键参数只有写在里边，这一技术才能不被抛弃。如果关键参数被融合掉了，这项技术也就不存在了。最终，TD-SCDMA的关键参数被保留了。

此时，曹淑敏等人意识到，国际电联的工作只是一步一步地去确定哪些技术会成为3G标准，如果想让TD-SCDMA成为真正可商用的标准，中国必须得加入标准化组织：3GPP和3GPP2,它们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项目的两个组织，负责具体制定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其成员涵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两者的区别是：3GPP主要支持WCDMA（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提出）和TD-CD-MA（西门子提出），3GPP2则支持CDMA2000（高通、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提出）。

1999年4月，中国成立了无线通信标准研究组，同年5月，曹淑敏代表研究组签署了正式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协议。

“加入3GPP组织后，我们发现，里面已经有一个TDD方式的技术（即TD-CDMA），而国际电联一直强调3G要统一标准，不希望多个标准存在。我们当时就想了很多办法。在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上，我们提交了一篇文稿，希望TD-SCDMA能在3GPP中标准化，最后，这次会议接受了我们提出的1.28M的码片速率，而这一速率正是TD-SCDMA技术的码片速率。这意味着，TD-SCDMA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3GPP的大门。”曹淑敏回忆道。

“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完全进来了。欧洲人当时有一种想法：你进来可以，但要跟我融合。爱立信、诺基亚公司都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当时，TD-SCDMA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一融合，很多关键技术就消失了。我们于是想了一个主意，提出‘一个TDD，两个选项。’即这两种技术的高层协议是一样的，只不过物理层协议有所不同。对外就说，3GPP组织中没有定两个TDD模式的标准，后来这一说法被他们接受了。”

这些问题解决了，接下来TD-SCDMA的前景就开始变明朗了。1999年11月份，国际电信联盟在芬兰赫尔辛基开会，正式确认了3G技术的格局：即第三代移动通信要用WCD-MA、CDMA2000、CDMATDD（含TD-CDMA和TD―SCDMA）、DECT和TDMA五项技术，但后两种技术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TD-CDMA在欧洲则被融合掉，以至于现在人们认为只有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标准。“在芬兰会议上，TD-SCDMA这个名称差点就没有了，我们一直和3GPP的人在争，最终才得到了保留。”曹淑敏说。芬兰会议确认了3G技术的格局，该会议形成的报告2000年5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国际电联行政大会上，获得了正式批准。

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闻库和曹淑敏代表中国参加了土耳其大会。曹淑敏在会上发言时说：“我代表我们国家，我很骄傲。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提交了自己的技术，也积极参与，和大家一起为制定3G标准做出了贡献。”

2001年3月16日，3GPP第11次全会正式接纳由中国提出的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全部技术方案。被3GPP接纳，就标志着TD-SCDMA已被全球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所接受。

李世鹤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分：“参与国际标准的竞争，当中有企业之间的斗争，也有国家利益的交量，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

后来一位美国专家到中国访问，对李世鹤说出了他们当时的想法：“中国人好面子，想出风头，就让他们出吧，反正市场还是我们的，中国人做不出东西的。”这位专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提个标准就算了，却没想到，中国人认真了，非要把它做出来不可，而且还要产业化。

“当时国内运营商不理解，3G在国际上都商用了，还要做什么试验，为了早一天还是两天结束试验，他们和我们争。”

百年电信史上，我们一直受制于人，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标准，但怎么把它产业化？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没底。

此时，李世鹤所在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已经改制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周寰已辞去科技司司长的职务，跳到前台，担任了大唐电信的董事长兼总裁。

TD-SCDMA产业化的重担就这样落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大唐电信身上。转制后的大唐电信一方面要生存，另一方面还要肩负起这份国家重任。越往下做，周寰越发现，标准就像一个无底洞，要不停地修改、完善，一个又一个资金缺口等着去填补。周寰感到精疲力尽。

“太难了。我们在动用自己的利润往里投，后来又从银行大量贷款。我们怎么还？做为一家企业，我们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2001年前后，周寰感到苦闷至极。

更大的压力是国外设备商和国内运营商要求尽快发放3G牌照的呼声：“3G已经成熟了，要快上。”而此时，TD-SCDMA甚至连样机都还没有做出来。

当时，以吴基传为部长的信息产业部顶住了这股舆论压力，提出了“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的十六字方针。2001年6月，信息产业部组织国内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科研单位和大学的专家，成立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试验专家组”，正式启动了3G技术试验，对TD-SCDMA、WCD-MA、CDMA2000三种技术进行测试。

曹淑敏作为专家组组长，对那次试验印象深刻。“当时运营商不理解，说3G在国际上都商用了，还要做什么试验？为了早一天还是两天结束试验，他们和我们争。”

2002年4月份第一次测试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所谓已经成熟的WCD-MA和CDMA2000都不具备商用的条件。终端根本就没有，在测系统性能时，有的只有话音业务，不能支持数据业务。有的则不能同时测，设备整天死机，极不稳定。“我自己都很吃惊，运营商更不信，问我是不是那些大公司没有把最好的设备拿过来。这些公司给我的回答是他们拿来了和全球同步开发的设备。”曹淑敏说。

第一次测试结果让国内的3G热潮渐渐冷了下来，整个行业这才体会到测试是多么重要。

2002年，大唐和西门子联合开发出了TD-SCDMA样机，也参加了当年的测试。“以前只听到过标准，从来没有看到过设备，看完之后，感到很兴奋，TD-SCDMA终于有产品了，这是从无到有的转变。”曹淑敏说。

2002年10月，TD-SCDMA又参加了一次测试，结果表明：TD-SCDMA的话音和数据业务都已经实现了，智能天线的一些基本功能也得到了初步验证。测试结果为行业树立了对TD-SCDMA的信心，也让国家发改委下了立项的决心。

但差距还是客观存在的。要缩短这个差距，尽快实现产业化，不能仅仅靠大唐一家。信息产业部对此看得很清楚。

在信息产业部的关注下，2002年10月30日，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首批成员有大唐电信、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8家通信企业，大唐拿出了部分技术专利，允许联盟内部的其他企业使用。

联盟虽然成立了，但里边的企业却各有心思。中国到底用不用TD-SCDMA？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企业就这点钱，谁敢冒这个险？大唐心里也有自己的主意，我都开放了，将来靠什么吃饭？

信息产业部发现单靠一个部委很难推动。于是联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成立了中国3G领导小组，对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创新。“信息产业部领导和国家发改委的领导找我们谈，让我们继续开放专利，一开始，我和周寰都想不通，后来想通了，我们不是在为个人，而是在为国家做事。”李世鹤说。

为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布局，经过充分调研，信息产业部最终确定了4家系统厂商、14家手机厂商、6家芯片厂商、2家软件厂商、6家仪表厂商共同参与。随后，三部委联动，以专项形式下拨了7.8亿元经费，经过协调，大唐向这些成员开放了专利，通过资金控制，既保住了大唐的地位，又调动了其他厂家的积极性。当联盟内就TD-SCDMA技术路线产生分歧时，3G领导小组在2003年又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及时进行了调整。

当TD-SCDMA只能和WCDMA混合组网的说法日益盛行时，在3G领导小组的推动下，又成立了“TD-SCDMA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组织了专门针对TD-SCDMA的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这场试验比以往更加严格。试验结果表明：TD-SCDMA的关键技术都已在设备中实现并得到全面验证；TD-SCDMA系统功能和性能达到设计指标要求，设备运行稳定；终端已经实现了绝大部分功能和业务；TD-SCDMA可以独立组网。

如今，TD-SCDMA已经步入了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产业联盟内部的成员已经发展到26家企业，从核心技术到标准、从芯片到整机、从终端到系统网络设备的完整产业链已经形成。TD-SCDMA论坛已经发展了420余家成员，包括了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内容提供商、金融投资机构和科研院所等各类中外通信企业或机构，形成了共谈TD－SCDMA的开放局面。目前，行业标准已经颁布，TD-SCDMA的商用化指日可待。

第三代移动通信（3G）使手机功能更加强大，可以满足人们的商务、娱乐等多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