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云芳：生命之歌

樊云芳，1945年5月生于上海市。1962年入学复旦大学哲学系。“文革

1992年发现患癌。经治疗,1996年重返记者岗位。其时,丁炳昌已调任光明日报社海南省记者站,樊云芳夫唱妇随,在海南安家。

大病之后的樊云芳,健康状况虽不如前,但乐观豁达依旧。遇到喜欢的题材,依旧很投入。《高等院校与大企业的联姻》等作品,受到知识界关注。

编者的话：有若干个理由试图说服我这篇文章与人物版的设想多么不相符；又有若干个理由让我对这篇文章如此难割舍。樊云芳――一位曾在新闻界叱咤风云的著名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十多年前的一只小小肿瘤，使她命悬生死之间。今天，透过她的自述，我们清晰听见了她与死神的黑色对话，看见了她与疾病的苦痛挣扎，看见了一个灵魂对生命的尊重，看见了亲情、友情、毅力、信心、责任――这些温暖我们生命的东西。大苦痛必有大感动，真性情必有真文章。让我们一起阅读这篇诚挚的文字吧，一起聆听――《樊云芳：生命之歌》。

2003年，樊云芳和她的爱犬沙沙。

面对死亡,我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那个面对死亡、同时也面对新生的星期天,虽然已经过去了13年又1个月,但今天回忆起来,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细节,仍历历在目,就如同发生在昨天――

北京。海军总医院大院内。寒风凛冽,落叶纷纷扬扬。丁炳昌挽着我的手,踏着飒飒作响的落叶,默默无言,缓步而行。这是1992年11月中旬的一天。

已走了10几圈了。“回房吧,小心着凉。”他温柔地劝我,但我执意要继续走下去。

纵然是共同生活了22年的丈夫丁炳昌,也难以体味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是的,你还有无数个明天,可以随心所欲地散步,呼吸室外清新的空气,而我呢,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结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值年富力强,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从早晨起,我就在生丁炳昌的气,因为他坚决不让我上街逛一逛。“万一感冒了,手术就得推迟,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他重复着医生的话。不错,可是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便要死,也要留下平日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个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令我着迷;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魂牵梦绕……

所有这些,对他人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企求,但对我,都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我羡慕所有此时此刻能在街上漫步,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能在小餐馆里吃饭,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人们啊,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好好珍惜吧,好好品尝吧,就现在,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

为什么偏偏是我得癌症?为什么?

当晚,手术的前夕,我失眠了。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百遍。在这黑幕沉沉、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弥漫着来苏水气息的病房里,我的思绪又一次牵向这个神秘的问号。

我素来很瘦,但体格强健,10年来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我精力充沛,做事走路快得像一阵风,看书写稿经常通宵达旦;我性格豁达,爱说爱笑,遇到一点新鲜的事就高兴得叫起来,“这家伙不知道发愁,能活到一百岁。”丁炳昌对此羡慕不已――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得癌症?哪一条哪一款,符合医书上写的致癌基因?

于是我这样安慰自己:站在辩证法的角度,轮也该轮到我了。这么说吧,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占尽了――健康、荣誉、家庭、事业,这些年来我运气实在太好,周围的同事中兢兢业业者为绝大多数,但能像我这般色色皆备的,不多。冥冥中有一杆秤:这头得到太多那头就会失去。我失去的是健康,很公平。

我记者生涯中的成名作是长篇通讯《追求》,当初我到病房里采访那个奄奄一息的癌症病人栾弗时,从他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那么微弱,那么绝望――让我的心不由得颤栗:“一切都来不及了……”是的,他的满腹才华,他的全部理想,他毕生的奋斗,他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极左的幽灵残忍地摧毁了,此刻,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与栾弗相比,我多么幸运!“四人帮”粉碎后的拨乱反正,使我得以从山西省一个边远地区的通讯员,一步登天进入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接下来的10年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10年,也是中国新闻界和光明日报最辉煌的10年,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造就了一代名记者,作为其中的一个幸运儿,我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实现了许多愿望:天马行空的采访,一篇篇长通讯,出书,出国采访,获范长江奖,出席全国党代会……编委会甚至容忍了我的异想天开,特批我暂离记者岗位搞了2年科技开发。

中国有一句老话:“活着做遍,死了无怨。”如此看来,我应该很知足了,哪怕明天的手术台就是我生命的归宿。可是,假如死亡就像进入睡眠,那自然好,可等待着我的是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那就像是酷刑,也许生不如死――这不容你选择,你怕与不怕都得去面对,就如当年江姐被捕后就必定要面对牢狱和酷刑一样。

当然这两者有根本区别:江姐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恶魔,而我身边全是亲人、朋友和医护人员;恶魔要摧残江姐的生命,亲友医生是要挽救我的生命。但痛苦,毕竟是要我自己去承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假如经受了无穷的痛苦还得去死,我怀疑这种承受值不值得。

可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不是还有很多事想干吗?我不是还有很多责任――对家庭、对朋友、对读者、对社会――没有尽到吗?生命是如此宝贵,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不能放弃。

而且谁说我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国内一流的医疗条件,亲友和报社的至深关爱,医生说我的癌症尚未扩散,还有,我自信有乐观的天性和坚强的毅力――所有这些加起来,如果一万个癌症患者中有一个人能痊愈,这就是我。

既然如此,吃什么苦都值得。冥冥中还应该有一杆秤:这一头吃多少苦,那一头就有多少回报……以前我总是难以想象江姐为何面对竹签子和火钳能面不改色,她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啊!现在我想明白了:身处绝境无可逃避,又自信行为的正义――此境此刻,勇敢面对就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武器了。

我以为战胜了癌症,但是,想得太简单了

整个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但在我的意识中只有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失去了重量,漂浮在半空中,正诧异自己怎么会有了鸟儿的功能,从远处传来游丝般飘渺的说话:“血压正常……体温也正常……”唔,是他们要给我做手术,为什么还没有开始?“醒了,醒了!”是欣喜的声音,“麻药恰到好处……”

我被推出手术室,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丁炳昌苍白的脸,白得就像蜡。我记起来了,我跟他相约,只要活着出来,就会给他一个笑容。快笑呀,但脸部的肌肉怎么指挥不动?对了,哪本书上说的,一个微笑要牵动脸部24块肌肉,不容易啊。

醒来后刀口的剧痛,是一分钟一分钟捱过来的,但我拒绝止痛药,因为那对康复不利。说来也怪,素来连打针也害怕的我,此时有了超常的耐痛力。我再一次感受到“勇敢面对”的巨大能量。假如你怯懦和恐惧,痛苦会膨胀100倍,那你就只有卧伏在它的脚下等死了。

手术后第5天,我在丁炳昌和妹妹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并行走了5-6步――虽然总行程只有1米多,但毕竟是用我自己的脚走的呀。医生在旁边含笑鼓励:很好,很好,这样就不会肠梗阻。

啊哈,原来癌症不过如此!我战胜它了!

但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成了我每天的生活内容

半个月后,开始化疗。看我体质那么好,医生就按第一方案上了很猛烈的化疗药,一小瓶红色的,一小瓶蓝色的。我的感觉就像一条毒蛇在我的血管里游动:从手背游动到肩膀,整条左臂涨痛且麻木了。输完液两个多小时,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恶心从胃部翻腾至喉咙口,来势之凶一时间连气也喘不上来,紧接着是喷发式的呕吐,一而再,再而三,迅速就接近休克。

医生给了止吐药,打了止吐针,效果为零。最后院领导来了,说:上枢复宁吧。枢复宁是一种进口药,当时国内还生产不了,190多元1粒,请示报社能不能用,答复是:有什么好药快用,请院方不惜代价抢救我们这位名记者。

从第二天起,不仅不能进食,而且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呕吐,甚至听到碗筷响也呕吐,以至于陪护我的丁炳昌和妹妹只能躲到洗手间里吃饭。化疗反应之剧烈出乎医生预料\(因人而异\),从第二个疗程起改用较温和的“5FU”。但从此,胃口是彻底破坏了,每餐都成了喝中药,苦不堪言。牙齿渐次全部松动,以至不敢咀嚼,加上持续的腹泻,白血球降到3000以下,体重降到了90斤。死神,在向我忽闪它黑色的翅膀。

一个半月后,刚完成了第二个化疗疗程的我,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精神奕奕。我弱不禁风,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丁炳昌搀扶下绕着病床走两圈,剩下的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北国的寒风中抖动,偶尔有一两只鸟儿掠过枝头――这幅定格的画面,是我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也是我唯一跟外面自然界的联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离开这里,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呆呆地,望着窗外,我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快了,春暖花开时,我们就能回家。”丁炳昌每次都这样安慰我。

为了让这个“目标”显得真实可信,我们甚至把出院后要做的事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子:给老父亲祝80大寿,携两个儿子到长江三峡旅游,回阔别了17年的山西浑源县走访老友……当然,还有写书。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投入,很动情,单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会悄悄地夺眶而出,丁炳昌也会突然间黯然神伤:我俩谁都清楚,这张灿烂的单子在当时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

1988年的樊云芳，健康而快乐。

在与死神苦苦搏斗的日子里,除了那张“灿烂的单子”,报社的关爱、亲友与读者的亲情友情,是透入病室的阳光,它驱逐了孤独和黑暗,温暖着我和丁炳昌的心。

那是入院的第三天中午,我的两个妹妹突然出现在病床前,令我又惊又喜。原来她们是分别从上海和苏州乘火车、站了近20个小时赶过来的。如何安顿她们?一个朋友自告奋勇,腾出了一间住房,但从那儿到医院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此后,她们每天做了饭送来,还要跟丁炳昌轮流守夜看护我。半个月后,小妹妹重感冒,咳嗽不止,发烧不退。但那种时候,一切以我为重,她的病好像都不是病了,直至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洗手间里大口咳血,才知道她的支气管扩张又犯了。我哭了,我发火,甚至以“绝食”来抗议,这才逼着她回了苏州。而这边,丁炳昌的妹妹和表姐立即从南通赶来“接班”。整整两个半月,在天寒地冻的北京,我的亲人一天24小时陪伺着我。我的这条命,是姐妹们给的,这就叫手足之情啊!

医生告之,很多癌症病人不是死于手术,而是死于化疗――白血球持续下降造成免疫功能极度低下,并发症丛生而死。于是我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强迫自己吃饭,吃下一口是一口,吃下去就有生的希望。一天,突然想到了家乡的“咸火腿冬笋汤”。但在1992年的北京,是寻觅不到鲜冬笋踪迹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闻讯,亲手腌制了一块咸肉,与罐头冬笋一起熬了一小锅,在冰天雪地中骑着自行车送到病房。打开包在锅上的棉袄,里面的汤还散发着热气,而这位朋友的嘴唇冻得青紫,还流着鼻清水。见状我流泪了。这一小锅汤在我身上产生的能量,不是能以卡路里来计算的。

在我们工作过的山西,一位老领导坐火车给我送来了“补血的”红枣和核桃；在我和丁炳昌开了10年“夫妻站”的武汉,同济医院闻讯专程送来了人造假肛用的肛袋,新闻界的朋友买了甲鱼、莲子,也派了个代表千里迢迢送到北京。一天午觉醒来,我看见床前坐着个不认识的女士眼泪婆娑,吓了一跳,“你忘了,你采访过我……”想起来了,这是武汉的一位大学教授,她来北京开会,闻讯赶来医院,带来了一束特大特鲜艳的红玫瑰。“请记住:在武汉有你很多朋友,很多读者,我们期待看到‘风采再现’的你!”她走后,我凝视着那束玫瑰,一种幸福的感觉溢满心头。

还有一盆青翠欲滴的仙人掌,是报社的老花工送来的。“他们说你这里鲜花很多,不用了,可我还是……我知道你喜欢。”临走,这个憨厚的人呐呐地说:“我没啥文化,但我,我喜欢看你的文章,真的。”出自老花工之口的这样一句平淡的表扬,竟然让我心潮澎湃、备感振奋,而这盆绿色长驻、生气盎然的仙人掌,也给病房增添了无穷的生命气息。

丁炳昌至今珍藏着一张名单:上面记着曾来海军总医院探视的200多位朋友和同仁的名字。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关爱和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和丁炳昌如何能熬过那生死未卜、度日如年的75个冬日。

1993年春节前夕,我终于摇摇晃晃跨出病房的大楼。报社派来的车把我们送到机场,我将回到老家上海继续化疗。当飞机腾空升起时,我的心在剧跳,在欢呼:终于回家了,终于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只拥有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人是不完整的

现在回忆在苏州做化疗的8个月,犹如一场梦,又犹如一首诗。

那是一个噩梦,因为随着化疗疗程的持续,白血球降到了最低点――1900,不仅肠胃,全身功能都衰退了,头痛头晕的日子十有八九,严重时就像躺在漂浮的小船上;牙齿已松动到一触即掉的地步,吃任何东西都囫囵吞枣,而这又加剧了腹泻;胸闷气短时有发生,颈椎疼痛越演越烈……化疗药说穿了就是毒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吞噬我的生命。躺在漂浮的小船上,我一次次看到死神忽闪的翅膀。

那又是一首优美的诗。只要身体稍好一点\(一般在两个疗程的间歇期\),我们就坚持散步。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蹒跚地穿行于大街小巷。走不动了,就坐一段黄包车\(这种老古董大约也只有苏州才见得到了\);饿了,随便进一个小饭馆,吃碗面;看到了喜爱的小东西,就买几件,分送、分寄给亲友。8个月,我们几乎游遍了苏州的大小园林,看遍了正在放映的电视剧。结婚22年,我们从未如此从容悠闲,如此享受生活,我和丁炳昌之间,也从未如此情意绵绵,生死相依。

而且我也有了与父母、弟妹闲聊谈心的充足时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是父母的骄傲,是弟妹的偶像,但也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90年初,几个弟妹携带儿女到武汉来过大年,住了有20多天,但跟我聊天超不过30分钟,因为我一直住在长江航运研究院采访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除夕夜,从长航回来,立即被市公安局接去采访,年夜饭是跟公安战士一起吃的。大年初一至元宵节,赶写《三峡工程论证始末》,日以继夜地写了36000字\(后来在光明日报发了两个整版,在《新世纪》发了全文\)。正月十六,弟妹们要回上海了,我送他们到码头,说:“明年再来!”小妹赌气地说:“来干啥,来了也见不到你!”

而现在,我饶有兴味地听爸爸唠叨他做酱牛肉的技巧,听妈妈叙述她的童年,我也跟弟妹促膝长谈,交流生儿育女的种种欢乐与烦恼,我们从未如此相知相亲、心心相印。

此刻,只有此刻,我才明白,只拥有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人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我还能不能当记者?

之后的3年,我被化疗药严重损害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恢复。但有些功能是无法复原的,譬如牙齿,虽然又长住了,但连菜梗都咬不断,只有稀饭豆腐常保平安,一出差,别人热情招待你,你却眼睁睁看着一桌美味佳肴无从下筷。还有腹泻,极顽固,偏偏又是人造肛门,稍不小心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故对出差就有一种畏惧感。一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眼前:我还能不能当记者?

当记者,要深入现场,否则难有精彩的报道。当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病前,我一年有3/4时间外出采访。但现在,我已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假如重返岗位后写的报道大失水准,我宁愿永远消失,让读者记住我最光彩的时刻。

但我现在刚50岁出头,难道就准备领着工资终老南山?也许别人能宽容――毕竟是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么,但我自己能安心、甘心么?

说到底,还是个“名”字在作祟。名记者的光环就那么重要吗?不当名记者,当一个普通记者又有何不好?最重要的是,我已从死神手里夺得第二次生命,多么来之不易!每一天都要当节日过,每一小时都是金不换!百倍地珍惜、快乐地享受吧,尽量用它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事――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那场灾难教会我们的

1996年,“死而复生”的我重新回到了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朋友们感觉到这位原先的‘女强人’已变了个样子,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咄咄逼人,而是变得超然了,宽容了,随和了,也变得温柔了,尤其是对她的丈夫丁炳昌。”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

是的,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新生的我。这个我,对职称、职务、待遇之类的“身外之物”已经不大在乎,对待世俗的眼光,也尽可能淡然、释然、坦然、超然。首先,我和丁炳昌来了个“交椅”轮流坐。生病前,我曾在湖北当过10年记者站站长,丁炳昌是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而现在,丁炳昌成了\(海南记者站\)站长,我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他的“站员”,同时还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每年春节前后,丁炳昌和我都会细心地列出一张名单,按照名单我们发出一封又一封信件,接到信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数已经离退休――都很开心。有一封回信这样说:“我把这封长信从头到尾看了4、5遍,一面看一面开怀大笑……我知道你们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让我高兴\(一年前她的丈夫因病去世\),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是的，我现在不仅更爱自己的亲人，也比以往更乐于向每一个遇到困难的朋友伸出友爱之手，哪怕只是写一封信、寄一张生日卡表达真诚的问候。

但我还没有修炼到可以超凡脱俗。1997年春天，我代替“丁站长”去参加省里的农村工作会议，与会者有百人之多，到县里参观时，带“长”的都安排2人住一间房，而我这个资深记者，被临时“塞”进一间已有2个年轻“长”占据的房里睡“加床”。一丝尴尬，一丝不快，一丝受轻辱的感觉令我简直想离会而去。但转眼间又释然了，“值当吗？为这点事！”回来后我采写的一篇通讯登了头版头条。丁炳昌翻开报纸笑眯眯地说：“水平高低在其次，心境平和、大度了，我佩服。”我还给他一个：“呸！”

每年11月17日――动手术的日子，我们都会“验收”那张“灿烂的单子”，已经兑现了的事，钩了去――那是生活的馈赠；还没来得及做的，要抓紧做，因为谁也不能预测生命何时会离我们而去。但不管是生还是死，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去面对――这是那场灾难教会我们的。

2001年，丁炳昌、樊云芳夫妇。

■成果解读

樊云芳非新闻科班出身,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写作较少框框。她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好新闻奖。其中长篇通讯《追求》、新闻特写《飞天凌空》等入选大学教科书。出版新闻集《我就是我》。

从1987年起,樊云芳的写作风格开始转变,文笔的优美、结构的精巧退至第二位,她开始注重对新闻事件广度和深度的挖掘、以及对它全息摄影式的立体报道。代表作为《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与丁炳昌、张祖璜合作)。

1987年―1988年间,樊云芳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10年中国各大报最有影响的400多篇新闻报道,在总结其规律后,提出了中国新闻要突破某些“禁区”和摆脱平面报道的模式,走向“全息摄影”的概念,并撰写了一批论文发表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三昧》等刊物上,引起了新闻界重视。

1989年,樊云芳的理论著作《中国新闻文体大趋势》和新闻札记《记者梦》同时出版。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位教授撰文,称《中国新闻文体大趋势》是“中国新闻改革10年最大的理论收获之一”。

1991年底,樊云芳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