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当保姆。这样的消息总能引人注目。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北大学子卖肉、卖糖葫芦这样的事情来。是的，高等学历与“低下”工作的反差是如此刺眼，以至于人们禁不住浮想联翩，疑惑、惊讶、感叹、忧虑……一拥而至。
不过，这次大学生当保姆，与此前的类似事件有些不同：当保姆是这几个大学生所学专业的
固执而偏颇的观念常常是时间长河中的坚冰，牢固得足以阻遏一切新思想的流淌。对于保姆这项“营生”的惯有看法和想象，就易于干扰我们去接受新观念。残存的偏见往往将保姆定格在一种“伺候人”的身份之上，而不是视之为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职业。
身份和职业之别，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之路上的进度。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也就是说，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前者，一个人出生之时，他的社会地位就已经被规定下来，在后者，法律允许个人依他的自由意志，以协议的方式来创设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此而言，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进程，同样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无论在法律形式上，还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上，对于个人权利的强调与保护以及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都显示了上述转化的迹象。但是，这样的变革尚未彻底，至少旧秩序留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依然时隐时现，而当遇到“保姆”这一带有浓厚旧社会色彩的“活计”时，对于“身份”的记忆自然沉渣泛起，使得人们难以理解那些在新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之骄子”，何以甘居苦命人才会有的“卑下”地位。
因为保姆“伺候人”的身份给人的印象太深，所以现实之中，人们容易将客户与保姆的关系理解为主人与仆人的主从依附关系，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平等契约关系。在人们眼里，新时代的保姆即使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并改名曰“家政服务人员”，也仍然不能脱尽旧时的身份痕迹。有位报道大学生保姆的记者写过如此一句颇具意味的话：“他们学习的内容很难‘光宗耀祖’，但挣的却是‘真金白银’。”细细咀嚼之下，记者对保姆作了双重判断：当他说保姆所作所为难以“光宗耀祖”时，是以“身份”视之，当他说保姆同样挣回“真金白银”时，是以“职业”视之。这种形象上的分裂，体现了现代保姆的尴尬：社会有热切的需求，舍得花银子来雇佣他们，但他们的职业形象却一仍如旧。
在如此情形之下，像姚波这样的年轻人，以对职业的热爱、自信与激情，试图冲破偏见的牢笼，赢得职业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实属难能可贵。他们算得上这个新兴职业的拓荒者。
当然，一个职业的确立和成熟，并不是某几个人的打拼就能造就的，而需要依靠整个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与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当前，家政服务业虽然逐步脱离了“一张桌子、一块黑板、一部电话、一间门面”的草创时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整个行业的规范却尚未尽如人意，也正是这些失范之处，干扰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致使好的企业可能因为过大的成本而难以通过优质的专业服务占领市场，以致延误整个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非专业化、低水平的家政服务又加固了人们的旧观念，于是，人们在购买服务时的出价也徘徊于低位，使市场不易通过价格区分不同质的服务，从而削弱了业内人士追求职业化、专业化的动力与信心。这样的恶性循环，对整个行业损害甚巨。
大学生当保姆，是市场经济时代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本身说明保姆这份工作开始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以及行业自身职业化、专业化水平的渐趋提高。虽然高学历的介入一度令人惊疑，但转变却不会因此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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