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
的感情……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焦裕禄
（摘自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方向的转变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或许,只有经历了一个个成功与失败、一次次喜怒哀乐的跌宕起伏之后,回过头来,才能看清那命运的轨迹究竟是怎样一道弧线。
若干年以后,张砚斌一定还会记得这两个日子:2000年8月29日和2004年9月16日。前者,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河南兰考三义寨乡南马庄党支部书记的日子,他人生的追求随之而转向;后者,是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的日子,南马庄农民的未来因之而改变。
当选村支书那年,张砚斌还不到29岁,是全县最年轻的村支书。6年过去了,无论村里的乡亲还是亲朋好友,依然直呼他为“砚斌”。他说,直到现在,当人们称他为“支书”时,他还会“不自在起来”。
2006年新年伊始,“那个来北京卖兰考无公害大米的村支书”被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晓,至于他的本名,记住的人并不多。这时,张砚斌愈发意识到,自己“不自在”的感觉,其实源自这一称谓在他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焦裕禄来到兰考时,风沙、内涝和盐碱是兰考的三害。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继续着他治理生态、改良土地的宏伟计划。依傍黄河的南马庄利用黄河淤泥和河水,在1966年第一次种出了水稻。如今,兰考农民种出了无公害大米,却卖不出去
2006年2月11日,兰考县城,焦裕禄烈士纪念馆。“我小时候,家家都挂着这张照片。”张砚斌仔细端详着墙上的焦裕禄照片,脸上充满了崇敬。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焦裕禄发誓“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他们这一辈手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他们必须完成的责任。
站在焦裕禄照片前,他的心是坦然的,虽然他那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元的村庄还没有脱贫,但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
纪念馆外,是喜气洋洋的大红春联、令人眼花缭乱的烟花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明天是正月十五,想着给孩子买些‘大花’,还有灯笼!”张砚斌想起了媳妇的叮嘱,不过,他知道,明天或许看不到孩子放花啦,“何县长让我尽快去北京”。
“何县长”叫何慧丽,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与开封市合作共建,何慧丽到兰考挂职副县长。
上任的第一个月,何慧丽“跑”了11个乡,走访的是最贫困的农户。农民的朴实,让她感动;贫困的现实,令她震撼。“地下没矿产,地上作物错过了结构调整”,在何慧丽看来,农业大格局已经形成,要让这样一个以种粮为主业的中部地区农村迅速富裕起来,“不是神话,就是鬼话”。
除了贫穷,农民之间缺乏家庭之外的亲情、友情和关怀的现实同样令她忧心。“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知识分子参与、合作是核心”的农村合作社试点,成了这位挂职副县长在任上的努力方向。
2004年,国家把在兰考农村推广沼气池作为一项扶贫项目。就在很多村嫌前期建设“太麻烦”而不愿参与的时候,张砚斌却反复到县农业局争取,一定要把原本不在计划内的南马庄加进来。
“我原来不咋管村里的事,太忙!”张砚斌是全县仅有的两位有高级兽医师证书的人之一,颇受农民信赖,早出晚归一天能挣一百五六十元。“算方圆几十里的高收入人群啦!”他笑着说。而当时,“南马庄,好告状”是远近闻名的,村里经济发展不起来,是个烂摊子。村里的党员,尤其是年轻人推选张砚斌当支书,是看中他能为村里带来朝气。
张砚斌进入了何慧丽的视野。何慧丽把南马庄纳入试点,经常带着张砚斌和其他村干部到外地开阔眼界。考察、学习,为张砚斌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意识到,“合作”才是新农村发展的方向。
“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是焦裕禄刚到兰考时遇到的灾荒景象。当年,是“焦书记”用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无私奉献的实干作风,将原本在风雪之夜也要远走他乡的乡亲们感召在一起,开始了兰考人艰苦而自豪的家园重建。“合作”,曾经让这里的人们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中树立了一面永不屈服的旗帜。而今天,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后,为摆脱贫穷压抑在心头的阴影,人们再次想到了“合作”。尽管,今天的合作之路该如何走下去,在兰考农民心中还是一片朦胧,但他们必须行动起来。
2004年9月,在何慧丽的支持下,南马庄成立了农村合作社,久违的腰鼓、盘鼓声让村里重新热闹了起来。“不都说‘鼓’舞人心吗,还真是这回事!这鼓一敲起来,浑身的劲头就来了!”农民们这样说。搞经济合作,不是何慧丽的长项,她首先想到的是节支:“一个村几千亩地,需要多少化肥?统一进,能省多少钱!”
无论是文艺队还是统购农资,其实只算把农民“组织”起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当年不计产出、不顾个体农民利益的“大跃进式”“合作”,让上世纪中国农村的合作制逐渐“变了味儿”、误入歧途。而在今天,张砚斌他们认准了:一定要让那些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光节支还不够,必须开源,“合作”是要办成那些一家一户办不成的事儿。由此,“无公害大米协会”应运而生。“兰考没有工业,土好、水好、环境好,生产无公害大米,既健康、又环保,价钱也高,农民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种植水稻,是兰考人的又一项骄傲。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继续着他治理生态、改良土地的宏伟计划。依傍黄河的南马庄利用黄河淤泥和河水,在1966年第一次种出了水稻。因为品质好,南马庄大米一直不愁销路,往往米还在加工机上,就已经被收购一空。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无公害大米项目,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冒险。
何慧丽坦言:“当时我担心:农民合作原本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联合生产无公害大米无疑更增加了风险。但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好事,我支持。”2004年3月底,农业部听取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汇报,决定支持农村合作社试点,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得到了农业部立项支持。
700吨大米放在农民家里。“如果今年卖得很糟糕,我们的无公害大米试点也就失败了。明年,也许就没人会种无公害大米了”
2005年12月26日,河南兰考,一辆10吨载重卡车满载上路。
张砚斌、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与司机一起,挤在狭窄的驾驶室里。他们身后,是兰考农民平生第一次收获的700吨无公害大米中的一小部分。此前两个多月,从昆明到郑州再到北京,张砚斌已经为卖米的事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一个月前在洛阳,纯朴实在的南马庄农民为无公害大米“作成”的第一笔生意,就中了不法商人设下的圈套,一下子赔了8000多元。
而在郑州,原本超市里同等质量的大米卖出的高价钱曾让南马庄农民喜上眉梢,但等自己的大米要打进超市时才得知,进超市不仅需要数万元的“进店费”,还要有几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押货期”。习惯了一家一户种田、卖米、收钱的农民这才意识到,大规模生产之后,是对流通领域的陌生。“大米卖了,钱要几个月后才能拿到,真是这样,村里人还不把我家给拆了!”张砚斌知道,此路不通。情急之下,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进北京。
南马庄大米在洛阳、郑州遭遇困境,何慧丽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来北京会怎样?何慧丽一样感到茫然。虽然是副教授,可她也不会卖大米。
10吨大米运抵京郊赵庄村“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培训基地”,张砚斌和付玉平开始了在北京的卖米之路。每天清晨,两人都尽可能多地把大袋、小袋样品扛在身上,到北京的各个机关、学校、社区推销;入夜,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基地”。
“你在哪儿?”“在路上。”“在回来的路上?”“不,在送米的路上。”“辛苦了。”“别说什么辛苦,只希望我们齐心协力,不计名利、不计得失,让南马庄的人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一天晚上11点多钟,已经回到“基地”的张砚斌同付玉平的一段短信“对话”。在那些寒冷的冬夜,这两个儿时就在一起的伙伴就是这样靠着彼此的鼓励相互温暖着。
三四天工夫,大米样品送出了200多公斤,可一斤大米也没有卖出去。而在北京一些农贸批发市场上的经历,更让他们的心情落到了最低点。
“在市场里,卖主问我,米是自己吃还是往外卖?自己吃,买这种;要卖,就买这种。一样的包装,东西不一样啊!”付玉平说,“我们生产无公害大米,知道成本有多高。有绿色双A食品认证的大米每公斤只卖两块八九,傻子都能看出其中有问题。说是25公斤的包装,卖主说,最多有24公斤,你要足斤的,得再加钱!”
“如果市场是这样,我们的无公害大米还有出路么?我们的心都凉了。”张砚斌说。“种无公害大米,原本是想让农户多收入一点儿,哪怕只多收一两百块钱!现在,我想的是,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他们的收入不比种其他水稻的农户低。”眼看米卖不动,张砚斌暗暗叹了口气,“如果今年米卖得很糟糕,我们的无公害大米试点也就失败了。明年,也许就没人会种无公害大米了。”
“为了提高产量,原来我们每亩水稻施氮肥超过50公斤,而生产无公害大米,每亩氮肥不能超过27.5公斤,氮肥多了会导致硝酸盐超标;原来每亩要上磷肥50公斤到75公斤,现在最多只能上40公斤;因为价格贵,原来农民都不特意用钾肥,但为了提高大米品质,现在要求每亩上20公斤,同时,还要上3公斤锌肥。”身为农艺师的无公害大米协会理事长范振宇如数家珍,“此外,我们不再使用那些毒性大、高残留的农药,农药使用的间隔也至少要有10到15天。而在水稻生长后期,我们全部采用生物农药。以前,农民们习惯在马路上晾晒稻谷,现在不允许了,因为铺马路用的沥青可能会对稻谷有污染……”
2005年秋收,南马庄无公害大米比一般稻米平均减产17%。但是,用它煮饭熬粥却有一种分外的清香。
“这些大米,是农民拿自己的善心、良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心生产出来的。他们是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啊!”眼看张砚斌他们为了大米的销路没日没夜地奔波却一无所获,何慧丽几次流下了眼泪,“因为有了南马村的无公害大米协会,整个三义寨乡的农药经销户都承诺不再卖剧毒农药。这是多大的社会效益啊!整个三义寨乡有3万亩农田,年产1.5万吨粮食啊!”
“兰考农民的无公害大米在北京遭遇困境。”随着媒体对此事的披露,事情发生了戏剧性转变。短短十几天,第一批10吨大米便销售告罄。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传统节日“小年”。在北京一家农贸市场,“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北京服务处”正式挂牌成立。然而,人们的疑问也来了:“没有媒体帮忙,你们能卖出大米吗?”“下一次,媒体也卖不出10吨大米了。”
“一款手机要两三千元甚至更多,但人没有手机一样能活着;然而,人没有粮食不行。按市场规律,粮食是卖不出大价钱。但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就应该热爱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他们一年到头耕耘在田地里,你忍心让他们的收入是负增长?你忍心看他们在无序的市场竞争中被人把粮价压得那样低?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利用各种办法反哺农村、农业的原因。你热爱农民一分,农民就会回报你十分。看上去我们是在卖大米,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推广这样一种理念。”何慧丽说。
“我们拿出的是观念,而农民拿出的是生命”
冬日里的乡村,夜晚来得特别快。不到晚上8点,已是暮色沉沉。
张砚斌出了合作社,摸黑往家走。除夕刚刚回到家的他,从正月初四开始就又忙起来,“我们一直在算账,大米卖得怎么样,要尽快给村民们一个交代。”前方农户家里透出的些许光亮映衬出路边一高一矮两个人影,“爸爸――”稚嫩的呼喊传来,是张砚斌的媳妇和3岁的儿子在迎他回家吃饭。最近几个月,家人团聚成了一份难得的幸福。
这几个月村里的变化,有些令张砚斌都感到意外。在南马庄,往年冬天一下雪,各家各户都习惯了把扫出的雪往路上堆,可这个冬天,第一户早起的农民自觉地把自家门前马路上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随着一户一户的农家院门打开,被积雪覆盖的马路也一段一段显出它油黑的本色。“以前村里是一盘散沙,现在,人心真的开始聚拢起来啦!”张砚斌感慨道。这不由得让记者想起了何慧丽的一番话:“南马庄农民要致富,不能光靠无公害大米,但它经济的起步,一定是从合作生产开始的。”
没有暖气,破旧门板上的缝隙足有两指宽,人在合作社屋里说话,呼出的呵气清晰可见。吃罢晚饭的张砚斌又赶回合作社,他曾经规定,每次合作社的会议必须在晚上十点半以前结束,可他们从来没做到过。“有太多的事需要商量。”张砚斌说。
为了忙活大家的事,张砚斌兽医的活儿已经搁下一年多了,家里的田也都靠媳妇一人操持,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不言而喻。“其实不只我一个人,付玉平原来是养猪大户,范振宇和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周孟奇原来个体经营农资都挺红火,现在也不干了。”沉吟良久,张砚斌笑了笑:“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作为村干部,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就是能让我们腾出时间和精力为农民多做一些实事。”
“粗粗算一下,我们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小型农机具,总价超过150万元;如果我们能把全村的土地整合在一起,购买大型农机具用不了50万元。如果那样,既避免了现在的浪费,又降低了成本。”同时,张砚斌还心里筹划着,到2007年,将大米生产的等级从“无公害”提升到“有机食品”,那样,种粮利润就会成倍地往上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拿出的是观念,而农民拿出的是生命。”何慧丽这样说。2005年11月,何慧丽已经调任开封市禹王台区挂职副区长，“我会继续关注兰考合作社的发展。”
张砚斌估算着,这次农户种植无公害大米的收入,大概不会低于往年。或许这是今年春节最让他高兴的事了。
“因为焦裕禄,到兰考的火车很多。”兰考站前,张砚斌自豪地说。兰考,这个平凡之地,因焦裕禄而不平凡起来。当年,所有经过兰考的火车都要停车,以向焦裕禄――这位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兰考县委书记致敬。同样,今天的历史也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私奉献的人。
张砚斌（右）过春节也忘不了放在农民家里的几百吨大米。本报记者赵洪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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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烈士陵园壁上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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