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五年前在《晚清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是建立在1894―1904年间政府和民间舆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一些中外文新资料的发现，笔者对原有看法已有所改变：中国社会对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19世纪80年代一些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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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探讨中国早期红十字会问题需要提到台湾。近代以来，不少西方的医生与传教士居住于台湾，为红十字会的传播以及战时医疗救护技术的实践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其中，英国人梅威令医生曾为之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19世纪70、80年代，梅威令医生在台湾开办了慕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门为中国培养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梅威令认为，“临阵对敌，非死即伤。死者已矣，伤者必为之救拯，而中国则向无此法。”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于梅威令医生的这种苦心大为称赞。由此可见，西方以救治战争伤病为职志的红十字会组织及其精神已经逐渐在中国传播并为中国人所接受。
梅威令医生的红十字医疗人才的教育培养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而是自南向北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为传播，也引起了部分清朝政府官员的赞赏与关注。在梅威令的慕德医院曾招收有中国学员4名，其中李荃芬、陈呈?、吴杰模三人“乃专习西医而皆已成功者也。”另外一人叫林环璋，对于医院管理事务颇为擅长。1887年，梅威令带领他的这些中国西医学生到天津晋见李鸿章，受到了李氏的嘉许。次年，梅威令又到达上海，请中外著名医生和官绅对他的中国西医学生进行专业水平鉴定，获通过。其中学习西医的李荃芬等三人获得行医资格凭据，擅长医院管理的林环璋则被“授予办理医院事务之凭据”。当时的上海道对梅威令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之有西医自此而始，故视之若不胜郑重也”。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学有所成的中国西医于1889年到天津李鸿章处谋职请求为国报效的时候，却为人所阻，反被英国人聘用。当时《申报》有评论道：“此甚可惜之事也。”一直到甲午战时红十字会医院已在中国大陆设立，还有人重提此事，认为中国当局没有重用梅威令，错失了红十字会发展的良机：“使当日而重用梅君，得以大展其长，广集生徒，授以奥妙，何至今日而受伤兵士皆借助于各西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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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资料表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瑞士国际红十字会即有所举动，并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钱物。战后直隶总督王文韶的一份奏折透露：“该会总董等闻信，即寄助药料三十箱，约值银三千余两。”由于当时中国和在华西人均不曾设有红十字会，故这里所说的“该会总董”当指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无疑。由于当时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十字会不可能出面为中国组织红十字会。倒是在华的西人肩负起了筹办红十字会的重任。
1894年12月底营口率先筹建了红十字会医疗组织，其时存在两个创办主体，分属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在东北辽阳地区传教的联合长老会。他们获悉中日开战的消息后，即从内地教堂撤出。恰值金州战斗刚刚结束，中国受伤士兵无人救治，于是联合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即与外国兵船人士联合在营口开设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又据《申报》记载，旅顺战斗失败后，中国伤员急剧增多，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寓沪西人即组建了红十字会医疗队，乘轮船前往东北救治。上述情形表明，1894年底外国人在华创办红十字医疗机构尚处于任意和自发的状态。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兵船人员所组成，其主事者为戴理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彰显。据戴理医生的报告，营口红十字会医院1894年12月创办时只有1所，到翌年4月便已发展到4所，而且成绩可观，三个月内医治的中国伤兵已达近千名。当时有不少外国医生不断加入到红十字会医院中来。
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的建立稍迟于营口，约在1895年1月建成。当山东沿海尚未发生战事时，即有从辽东战场上运来的大批伤兵，于是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伤兵救疗事宜。据《中国教会医疗杂志》记载，一位名叫达斯瓦特的教会医生前往拜见驻烟台的登莱青兵备道，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以备战时治疗中国伤兵，需要道台提供一些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支持。该建议得到批准，于是不久，“红十字会会旗即飘扬在医院的上空”。由于烟台距离战地较远，所以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救助伤兵的成绩不及营口。
大约与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成立的同时，天津也组建了红十字会医院以及帮助治疗伤兵的其他医院。从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最终工作报告来看，其所属的医院以及医治伤兵的数量均大大超过营口。在甲午战时，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因此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所救治的伤兵主要是从辽东前线转运而来。当时天津的外国人酝酿成立了“独立红十字会”，并向营口派遣了一个红十字会医疗队。天津红十字联合会还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将前线撤退的伤兵妥善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当时天津红十字会联合会下辖共有5所伤兵医院，这些医院治疗的伤兵人数在1400左右。
从《申报》与《中国教会医疗杂志》对红十字会医院的记载来看，当时中国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所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多是自发形成，其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工作联系方面，天津自成一系，而营口、烟台则多有交往。营口与烟台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上海相维系，因为当时两地都经费支绌，红十字会医院难以为继，于是两地即联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与传教士向中外人士募集，所得之款，也由两地统一支配。为此，寓沪的外国人在甲午战争时期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该红十字会实际是一个募捐筹款的机构，人员系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等组成。
甲午战争期间，外国人在华所设红十字会机构与红十字会医院的经费筹措渠道计有三种：
一是由西人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以上海传教士慕维廉为首的向社会各界的劝捐为代表，是面向公众的最早的筹资渠道。1895年2月初，营口红十字会医院由于盖州战中伤兵陡增，院内药料不敷，乃致函上海教士慕威廉，请代募善款。由此拉开了红十字会医院民间筹款的序幕。
二是由中国人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以申报馆协赈所和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公开募劝为代表。自《申报》登出慕威廉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款的公启后，申报馆与施善昌所领导的两个义赈公所积极响应，相继在《申报》刊发募捐启。这是中国义赈组织首次参与外国人的经费劝募活动。诚如申报馆在其劝捐启中所说，该项善事之中既有不分畛域的跨国惠助，也有日益高涨的民族关怀。
三是外交途径。为了给战地红十字会医院筹措经费，英国驻沪总领事直接致函上海道，请其代为设法。署上海道刘麒祥接函后即电江督、苏抚等清廷大员，使该项募捐行动与外交联系起来。两江督抚对此甚为关注，江督捐银10000两，苏抚捐银2000两。上海著名义赈慈善家施善昌劝捐于民间筹银1000两。各款在上海道署汇总后，转交英领事，再经汇丰银行解往红十字会医院。可见外交途径的筹资成效亦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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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当时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路径。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出现了近代转型，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全国性的义赈组织。然而，义赈组织的出现是为了防止和弥补官方赈济之弊病，本是权宜之计。并且由于长达二十余年的民间劝捐行为，已造成民间无钱可捐的局面。所以义赈组织在19世纪中期已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两难抉择。正是西方红十字会组织的出现，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由原来依托于某一经济组织的义赈组织，逐渐地过渡到独立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背景的民间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这是中国传统的以及近代慈善组织发展的总趋势。
二是为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人员、制度、经验等条件保障。这里面包括中西的融通，机制的运作，中国人与外国人、官方与民间的关系与地位的架构，等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时积极为西方在华红十字会医院募集善款的仁济善堂和丝业会馆筹赈公所，在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时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当时主持两筹赈公所的便是施善昌与施则敬父子，而在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创立时起核心作用的仍是施善昌的子侄辈，即施则敬、施肇基等人。因之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红十字会组织的出现，是后来中国红十字会产生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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