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桂生胡鞍钢姜鲁鸣
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主持人：如何理解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库桂生：国防与经济的互动，直接含义是指国防与经济两大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二者的良性互动则是指国防与经济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共生共长、共同发展的局面。这种互动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关系处于融洽状态的标志。
胡鞍钢：国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反映着新世纪新阶段强军与强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国家安全保障，两个建设都是国家至关重要的核心利益。从根本上说，国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入、相互带动的，既要使国防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中，又要使经济建设带动国防建设跨越发展。
姜鲁鸣：实现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最大难点在于：如何根据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面临的安全与发展的客观形势，确立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如何将资源合理配置于安全与发展两大部门；如何使分别投入于国防部门和社会经济部门中的资源，能够产生效益上的“合力”；使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效应最大化。解决了这些难点，就可以达到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的境界。
主持人：实现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从现代国防资源配置趋势上看，有三个原因：一是现代战争和军事活动对资源的需求呈现出数量大、时间急、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等特点，单靠独立的国防经济部门已经不行了，必须紧紧依托国民经济体系。二是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民用高技术成果具有极高的军用价值，平时可为经济建设服务，战时稍加改造即可转为军用。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开发的“关键技术”有80%是重合的。三是国防部门消耗的巨大资源在平时也应对民用领域构成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总成本。
姜鲁鸣：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模式的选择。当今世界的协调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为传统的“板块”式，国防与经济两大建设体系相对封闭、互不相通，国防投入一经形成便会进入军事消费领域，从总体上就不再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价值增值过程，由此形成了国防投入与经济建设投入在资源分配中的竞争性关系，即“此少彼多”的零和博弈关系；第二种是“融合”模式，国防领域与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商品、信息等资源要素呈现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二者之间在争夺资源中的竞争关系开始弱化，“共生共长”的互动使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正和博弈关系，国防建设的机会成本由此大大降低。
库桂生：国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连着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两端：一端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安全；只有把这个重大关系协调好了，使之产生良性互动，国家才会进入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反之，就有可能给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主持人：国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应当怎么看？
胡鞍钢：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并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库桂生：我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六号”，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防科技工业的牵引。如果没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就不会有今天秦山、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并网发电；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今天军工业船舶出口产值占全国船舶出口产值70％以上的骄人成就，就不会有我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三位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几十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
姜鲁鸣：目前我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军工产业已经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之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事实上，国防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还不止这些，在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经济布局、军队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一个现实意义很强的问题
主持人：实现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的紧迫意义何在？
姜鲁鸣：实现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是解决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瓶颈的主要途径。这些年来，我们在“寓军于民、军民结合”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用现代经济发展的标准看，国防和经济两大建设体系总体上还是“两张皮”，国防建设是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体外循环”。国防科技工业是一种研发能力、总成能力两头小而加工制造能力一头独大的传统“橄榄型结构”，而不是一种紧紧依托民用工业体系的现代“哑铃型结构”，国民经济在结构、布局、体制、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不能很好地兼顾国防建设的要求。
库桂生：未来国防建设的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国家要实行“五个统筹”，资源供给条件更加趋紧。所以必须更加注重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建设占用资源的数量，必须更加注重国防投入的效益，使它在既定投入的前提下能够获得最大的国防产出，在确保国家安全前提下，使国防部门的资源对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最大化。这样才能将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国防建设的战略机遇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促进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胡鞍钢：从我国国防投入现有水平上看，要实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依靠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开支额相比，我国处在较低水平。冷战结束后10多年来，世界国防费占全球GDP的平均比重一般在2.5%~2.7％，而我国2004年仅为1.6%左右。从军人人均军费支出来看，目前我国的军人人均军费为1万余美元，而美国却高达33万美元，英国、日本为20万美元，法国和德国都是10万多元。在这种差距面前，除了要加大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国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通过提高效益缓解军费供求矛盾。
主持人：如何实现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库桂生：关键是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形成国防与经济互动机制。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应当在体制、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打破军民分割、自我封闭的传统界限，实行全方位的融合，以充分发挥两大经济体系资源整合的优势，将国防建设植根于国民经济母体之中，实现“寓军于民”，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强大支撑力；同时，充分发挥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
姜鲁鸣：实现互动机制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军民兼容度，以实现国防领域中民用经济效应最大化和经济领域中国防经济效应最大化。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发挥军队的积极作用；在国家基本建设上充分体现国防要求；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依托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在国防工业结构上形成哑铃型体系；在国防经济布局上兼顾国防原则和经济原则；在体制上建立高效的平战转换系统。
胡鞍钢：适度的国防开支规模是充分发挥国防与经济互动机制的前提，国家应将国防开支占GDP比重逐步提高到一个合理适度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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