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
求知也好，消闲也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求知，未尝不具消闲的功能，消闲，未必不收到求知的效果。虽然，鲁迅在文章里引用过，“人生识字忧患始
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只是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若能使我获得阅读的片刻愉悦，那也是片刻间所能获得的最佳享受了。我记得在以往艰难的岁月里，许多人把背对着我的时候，只有书籍不嫌弃我，与我同在。高尔基说：“书籍为人类的良师益友”，我的体会是最深切的了。
正如我的胃口不怎么挑食的习性那样，对于书籍，只要能看得下去，总是不放过的，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少选择。因为我对好心人的谆谆教导，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从来抱敬谢不敏的态度。也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的书。不过近年以来，视力严重衰退，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炒作的书、五个人在同一会场上，同一版面上，同穿一条裤子，同声叫好的书，还有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那种不可以当枕头，只可以放在脚下面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阅读了。
尽管如此，我仍向所有的人推荐我的阅读主张：只要时间和空间允许，尽其一切可能地阅读，阅读一切可能读到的书。那些与屁等值的书，也是无妨披阅一过的。至少知道臭在哪里，那不也是一种长进，一点获益吗？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是绝对真理。古人还说过“敬惜字纸”，在他们眼里，凡是有文字的纸张，都应采取一种神圣珍重的态度。这当然未必可取，不过那是印刷物尚不普及时，处于匮乏的小农经济社会中的惜物心态。但应该看到这种书籍崇拜，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是中国文化得以数千年不坠的物质基础，也是古往今来所有那些焚书者遭到全体中国人诅咒的根本原因。
但后来，尤其到了今天，中国有太多的书了，而这些太多的书里，有着太多的糟粕，也是令想读书的人颇感挠头的烦恼。如果无所适从，茫然失措，因噎废食，糟粕固然没了，精华也随之而去。其实，不去其糟粕，何来精华？读书的全部愉悦，就在这种抉择之中。好坏良莠，自己判断，糟粕精华，自己识别，予取予弃，自己把握。这种不受别人干涉，不看别人脸色，不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在阅读中所得到的自由，便更是无与伦比的快乐了。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和革命者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屐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有时，阅读一本闲书的愉悦，所带来的身心充实，胜过很多灌输的学问。所以，碰上这类闲书，我总是要拿起来翻一翻的。不惮吹灰之力，也许获益其中，哪怕分文不值，弃之也不嫌迟。当然，阅读，有快乐，也有不快乐。读得丧气，读得败兴，读得大倒胃口，读得恨不能找根绳子将自己勒死，那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叶，当读小说成为我的一份职业时的体会。那时，我编《小说选刊》，说实在的，我从来没认为那是一份美差。因此，阅读的愉悦，只是相对而言，但手不释卷，则是读书人一生的追求，这是不可动摇的。
鲁迅说过：“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由此可见，求知和求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春华秋实，你付出得多，你收获得也多，只要读书，就有收获。
于是，我想起一个总是砥砺着我的读书故事：
那应该是一本革命回忆录，应该是一位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被抓进苏州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挖出来一部未被狱卒发现的，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反省期间，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是他唯一可读的书。后来，党把他营救出来，嗣后他竟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我由此推想过，若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将会携带什么书籍，走进班房呢？根据我个人长达22年当“右派”时的阅读经验，我会选择下列两种书籍：《红楼梦》和鲁迅的杂文集。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艰深的书籍，是毫无疑义的好书，但啃起来十分吃力，在唯可面壁的孤独中，除那位革命家可以啃下《反杜林论》外，一般人都缺乏那种攻坚的毅力。有些精彩的书籍，既能引起阅读兴趣，也能产生阅读快感，然而多读几遍以后，也就索然无味，俨然鸡肋。
唯有《红楼梦》，唯有鲁迅的杂文集，是永远读不完，也是永远读不厌的书。是能够得到求知的满足，也能够饱享消闲的愉快的书。最初读时，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流连忘返，美不胜收。后来读时，如登泰山而小天下，恢弘堂奥，气象万千，学无止境。老实说，曹雪芹笔下的世界，离我们很远，然而，我们却有如同身在大观园的亲切感觉。鲁迅批判的锋芒，与现实生活已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总能在心灵深处得到呼应、共鸣，和那种对于民族的、对于国民性的切肤之痛。
因此，《红楼梦》和鲁迅杂文给我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两部书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
说到底，中国人的阅读，是和汉语中特有的“学问”这个词密切相关的。“学问”，典出《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由“学”和“问”两个单独意义的汉字组成，包含着“学而问之”和“问而学之”两层意思在内。汉语“学问”，老外通常译为“knowledge（知识）”、“learning（学习）”，其中“问”并未体现出来。何谓“问”？无非不知，不解，不懂，不会；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会，所以要“学”。因此，学问全从“问”来。“问”明白了，那就是最大的阅读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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