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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伯格15岁那年遇到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这以后，他们开始读书、交往。直到有一天，汉娜突然从汉堡消失了。伯格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加法庭实习，而被告席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此时，伯格了解了一个秘密：汉娜要伯格读书给她听，是因为她不识字。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提升职位的机会，去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伯格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很久。汉娜最终入狱了。一段时间以后，伯格继续给她寄读书的磁带，汉娜竟然渐渐在狱中学会写字，经常写些字条给伯格。伯格从未回过只言片语。有一天，女监狱长打电话给伯格，说汉娜刑期将满。伯格去见汉娜，原先健壮美丽的妇人已老，伯格瞬间流露的惊诧和失望被汉娜捕捉到了。在伯格接汉娜出狱的清晨，汉娜自杀了。伯格将汉娜留下的钱捐给了犹太人组织。带着犹太人组织的信，伯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汉娜墓前。 这是一个让文学界震惊的故事，不大的篇幅里包含了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部跟爱情密切相关的感人小说，可以说它是成长小说――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战后的德国第二代人对他们的父辈，对战争的反思。也可以说，它讨论了人性与尊严。该书出版后，德国每个中学都在讨论它。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阅读话题。 |
作为学者的施林克，居然以其《朗读者》（DerVorleser）而迅速跃升成为畅销书作家，这又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佳话，诚如他自言：“我本来以为，这本书太个人化，从而不足以成为畅销书。”但正如他自己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样一部“太德国化”又“太个人化”的小说，却唤起了世界范围广大读者的人性之思。原因可能正在于作家的问题意识直逼普遍主义的核心命题：“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于下一代这罪恶的阴影之中”。
这是一段不伦之爱，少年伯格与妇人汉娜，年纪相差一倍余。然则，15岁的学生却爱上了36岁的电车售票员。当莱辛名剧《爱米丽亚・迦洛蒂》朗朗上口、抑扬顿挫的时候，中学生伯格作为“朗读者”“乘着情欲而来，可在朗读声中，情欲却渐渐退潮”，在那悠扬的诗剧诵读声中，妇人汉娜是“一位专心的听客”，“她时而嫣然一笑，她忽而嗤之以鼻；她一会儿愤怒难当，她一忽儿又击节赞赏”。“当她枕着我安然入睡时，院子里的电锯声已经停歇下来，只听得见窗外鸫鸟在歌唱，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斑驳陆离，或明或暗，全都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我也沉浸在一片无边的幸福里头。”这种感觉，就叫做幸福。
我想，在汉娜死后、于风中临立的伯格，如果能诵读汉语，涌到心头的，一定是李商隐的那首“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绝唱。
或许是苏东坡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或许是想到了在法庭上见到汉娜的情景。从不伦之恋的青春殇逝到严肃义正的法庭辩论，对于少年伯格而言，经历的不仅是青春期的性与爱之惑，还有成长期的罪与罚之苦。后代人对前代人是怎样的态度呢？虽然，“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但后来者批判者的立场却并无二致，少年伯格仿佛就是那代人的发言人：“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这代少年，他们可曾反躬自省，他们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得以成长，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当将别人钉在耻辱柱上的时候，自己又将定位何处呢？更何况，耻辱柱上容纳的，很可能也与他们自己密切相关。伯格所遭遇的，正是例证。
监狱之中度过余生的汉娜，不知究竟是何种心境，正如她在法庭上直言不讳自己的经历一样，当她听到伯格给她寄去的录音带时，当《奥德赛》、凯勒、冯塔纳乃至海涅、默里克的作品都以声音的形式在监狱中淙淙流淌时，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当两人最终得以见面时，“朗读者”的诗情画意都为现实的沧桑“雨打风吹去”，当老妇人汉娜的容颜不再如花般亮丽，当岁月的沧桑已飘散入人心的深处时……生命或许也已早就失去了意义。
伯格没有迎接到汉娜，好在他们在电话里已道过“再见”。悬梁而尽的汉娜，之所以在承受漫长的监狱生涯，而又拒绝走出监狱，其实意味深长；同样，让伯格经由监狱长的介绍，通过实物与实地了解看到汉娜的监狱生活，那种对爱的记忆（剪裁下的报纸照片上的伯格毕业照），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抄写的诗句），乃至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后事的遗嘱……让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感受到由二战到废墟的德国历史，一步一步向我们压迫过来。如此近距离的呈现伏罪之后的汉娜形象，使得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然则是耶非耶，我们却无法给出答案。一部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作为作家的施林克，实可谓“大器晚成”，43岁方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而此作甫一出版，就获得了超乎预料的读者反应；但我们不应忘却的，他首先是一名法学学者。我以为，此作的成功，给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学的价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个案。它固然有文学的元素，其实更多德国文学的特色，即哲理性思维的潜入其中；而没有答案的开放性叙述，更显得其思想史上的意味深长。反观当代中国文学，我们曾有过何等悲壮惨烈的近代史啊？从甲午到戊戌到“五四”到“七七”再到“文革”，我们的普遍反思竟又如何？莫说质量，我们能认真反映过往历史的小说数量又有几何？“吴宫花草成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希望后人莫复哀后人。读《朗读者》，思中国人。
《朗读者》
[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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