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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平1949年6月出生高级工程师、教授、理学硕士、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原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访问学者、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中央科技与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王维平认为：我们消耗多少资源，就会产生多少垃圾。你看琳琅满目的商店，最终都是垃圾。从自然资源开发、生产、流通、消费，到废物、垃圾是社会物流的最末端，称为废弃物。日益增多的生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和资源化，能不能成为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是摆在社会发展面前不容回避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城市发展、广大人民的健康、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对策的转变，乃至相关法律的修改和环境对策的变革。
中国发展面临的是资源日益短缺和环境破坏加剧两大突出矛盾。只有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变两难为双赢。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节约和循环利用，既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又能够少排放废物，减轻环境压力。如何落实循环经济，特别是社会大循环的实证研究，一句话，若能把垃圾转化为资源循环利用，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不能循环利用呢？
发达国家对此做了10多年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资源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许多城市垃圾产生量出现“零”或“负”增长，获得了大量再生资源，还解决了众多就业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日增，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垃圾也不断增多，尽管用了很大气力和投入，仍难以控制。一句话，是烧不胜烧，埋不胜埋。这就是被动接受末端治理对策的结果。简言之，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量建设垃圾场和污水处理厂，长期背负着沉重的运营负担，就不如少产生垃圾和节约用水。
王维平的工作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主要是生活垃圾的管理和对策研究，迄今已20年。他曾身穿“丐帮”破衣服，与垃圾场硕大的老鼠、寸长的蟑螂、污水、苍蝇、臭气相伴，和都市拾荒人混在一起进行了一年调研，掌握了垃圾对策的第一手资料。王维平通过“垃圾”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体系的调研，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脚踏实地地提供了社会实证研究，特别是社会“大循环”领域的研究。
他的调研结果是：1998年，北京市以收废品拣垃圾为生的人有8.2万人，他们来自四川、河北、安徽、山西等地，直接总收入11.2亿元人民币。这些人一年约消化掉200多万吨垃圾。2000年，这支队伍已增长到10万人以上。同时根据粗略调查和推算，全国600多座城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约230万人。
在调查中发现，这支队伍存在四大社会弊病：一、社会治安，大量的刑事犯罪发生在这支队伍中，据不完全调查，约占北京市刑事案件的50%，这些人往往是拣不着就偷，偷不到就抢，污水井盖、绿地护栏、电讯光缆，甚至变压器也成了这些人的“猎物”。二、卫生防病，据调查，这些人70%以上得过传染病，如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等。三、二次污染，他们在运输、销售和加工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二次污染。四、计划生育，这些人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的家庭占70%以上，可以说也是“超生游击队”的“主力”。
他们不应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利弊共存地无序蔓延，而应是政府引导和控制下的一个兴利除弊的过程。“调研”提出了兴利除弊的具体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2005年4月1日颁布修订后的《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提出了新的固体废物管理对策原则，是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部法律不仅强调了固体废物要尽可能将其转变为资源循环利用，而且把减量化和资源化摆在优先于无害化的位置。
王维平认为，无论你喜欢或厌恶它，这支队伍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必然具备存在的条件和合理性。这不仅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就业或脱贫问题，还大大减少了城市垃圾的运输和处理量，节省了财政支出，而且有大量垃圾资源得以回收利用，节省了自然资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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