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从贸易数量与金额来看,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与此相伴的是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摩擦。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中国世贸论坛”2005年会议上表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已从微观化、企业化向宏观化、制度化层面发展,我国外部贸易环境趋紧”。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受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我们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相应地大力发展诸如纺织企业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随着高新技术产品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品种,加之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们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成其为“优势”。纵观近年来中国曾经遭遇和正在经历的贸易摩擦,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凡贸易保护的对象,也大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是因为这两类产品往往属于制造业的范畴,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往往具有极强的替代性,其对生产国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吸纳大量的就业工人。相反,如果进口产品属于该国难以生产的高技术产品,或者是该国不屑于生产的重污染型产品,他们往往就会具有极强的进口依赖。由于贸易歧视政策维护了该国一些特定产业和相关阶层群体的利益,这就使得这些贸易保护国敢于视国际贸易规则于不顾,单方面设置进口壁垒。
“比较优势”理论始于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关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假设前提下,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并形成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通常被曲解和异化成“劳动力成本优势”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压低工人工资,形成产品出口价格的比较优势。在此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成为了竞争优势发挥的保障。但是,在现实中,国际贸易市场结构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而且越来越表现为非价格因素方面的竞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逐渐进入一个以智力资源和知识要素占有、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缺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状况的重要性日益被削弱,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因。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传统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如果我们仅仅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忽略出口结构中的非价格因素,就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事实上,2004年以来,东南沿海的“民工荒”已经使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外贸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为保持低成本优势继续压低工资,会遇到用工短缺;如果提高工资待遇来缓解用工短缺,则劳动力成本增加,丧失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这表明,以往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外贸模式已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当前的外贸形势看,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较低的附加值、较短的产业链一方面对国内产业拉动十分有限,加剧了贸易摩擦的发生频率;另一方面又因大量廉价输出中国亟需的能源资源,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安全系数,增加了对外经济依存度;同时,长期实施的低工资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比如劳动者无力进行自我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得不到补充;消费者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等。这些弊端表明:比较优势不等于竞争优势,也不存在只要拥有比较优势就可发展壮大的国际分工。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一味遵从比较优势,就会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由此看来,跳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已势在必行。这种战略调整,不但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同时也将使更多的企业因此而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损失。
要改变当前主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就要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增加产品技术与知识含量两方面着手,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和知识含量。我们不能以“世界工厂”沾沾自喜。事实上,我们目前还只是以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为特征的“世界加工厂”。中国要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才能形成劳动和技术双密集型新的比较优势,进而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这也是解决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根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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