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当今世界，生态与环境恶化已成为全球性最重大、最紧迫、最具灾难性的问题。为着眼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姜春云同志高瞻远瞩，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讨，并在此基础上主编出版了《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该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生态与环境治理的九大战略，即统筹协调战略、转变生产方式战略、循环经济战略、休养生息战略、资源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工程示范带动战略和综合整治战略。这九大战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体系，对于切实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一系列重大生态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只谈谈对休养生息战略的认识。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索取大大超出了其承受能力，以致自然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严重失衡，很需要休养生息。从我国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态与环境状况每况愈下，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休养生息。如何加快水土流失防治和植被恢复步伐，尽快改变生态与环境恶化的局面，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休养生息战略，就是要给自然生态以必要的休养、恢复、生长的时间和空间，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自我维持、修复和更新原理的实际应用。实施这一战略，是尽快补偿生态建设欠账、恢复良好林草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滕藤：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构想，前几天，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姜春云同志在其力著《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中，体现的精神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必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一再强调的执政理念，其内涵是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它突出了两个概念：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在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上，所谓全面，从生态经济角度看，其要害是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就是克服过于强调经济或过于强调生态这两种片面性，既看到经济发展需要依赖于生态环境的一面，也看到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恢复要依赖于经济发展的一面。同样，所谓协调，从生态经济意义上说，其关键是要处理好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搞好五个统筹，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中心论转向生态中心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费维扬：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明确指出循环经济战略是实现生态与环境治理目标的关键环节，非常重要。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到生产和消费“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确实是当务之急。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避免走西方工业化老路，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十分重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协调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发展，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高吉喜研究员：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生态退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类型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烈，都是前所未有的。对这种生态退化如果没有足够的清楚的认识，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减缓或制止，不仅将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长远看，甚至将会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解决这些矛盾要从根源上剖析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将统筹协调战略作为生态治理的首要战略，体现了建立正确观念，树立和谐人地关系的理念，对指导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赣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佩昌：在评价体系上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政绩观。生态生产力有着它固有的属性，一是生态破坏后果显现时间与经济增长时间不同步，二是生态代价贡献与当代利益驱动不均衡，三是生态环境对增长的贡献未能以货币价值度量。这些属性决定了在经济增长的数据里，很难把生态环境的份量界定清楚，客观上为某些“透支”资源、“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地方官员们提供了一个追求政绩的隐性良机，造成“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等恶果。尤其是在当前，中央管人（干部任免）、地方管钱（分税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很容易造成击鼓传花式的一届接着一届的浪费、破坏资源，一些官员们前仆后继地进行着以牺牲资源、特别是以牺牲矿产、土地资源为代价的“政绩竞赛”。如何看待政绩？过去砍树有理，如今退耕还林有理，这确实需要树立一个与时俱进的正确政绩观。《治理方略》一书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优化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时代观点，并把生态文明等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不得不使地方官员们重新考虑政绩的含金量。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当今的生态退化来自人的压力很大。历史上的中国人口一致维持在3000-5000万左右，清朝末年也只有4亿多人，而现在的人口是13亿多。因此，目前的生态退化多因人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引起，如过度放牧、陡坡开荒、采矿、樵采、渔猎等等。还有一些破坏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在不适宜的地区造林、将复杂的林分改变成单一的林分、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等。这些做法虽然是出于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良好用心，但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事与愿违”，还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目前中央提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必须乘这股东风，坚定不移地把绿色GDP与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各种实践，这是所有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个纲。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政策法规去平衡不同区域的利益分配。像中国西部那样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水源、能源、洁净的空气、以及美好的生态环境的地方，东部企业应拿出相应的费用来保护西部的生态环境。要淡化部门利益，增加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重大工程科学决策的透明度。部门之间互相扯皮，重复上项目，项目考虑的是部门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既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浪费，又延误了生态治理的大好时机。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提高公民生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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