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谛话缪钺

缪钺先生（1904―1995）文史双栖，为卓然大家。虽长期供职四川大学历史系，古典文学研究却是缪钺先生早期和晚期治学的重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八卷本《缪钺全集》，将缪钺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归纳为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冰茧庵词说、杜牧研究、中国文学史讲演录（唐以前）和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四卷，占全集篇幅的一半。本文拟就缪钺先生古典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之所见。

首先来谈缪钺先生的古典文学史研究。这一部分研究成果由于在全集结集之前没有正式出版，它的价值还很少被学界认识与关注。就缪钺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成果而言，其特色十分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探寻文学史现象的规律性。文学史的著述，最难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宏观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史现象的规律性总结。没有足够的学养，没有对作家与作品个案的详尽研讨，要达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而缪钺先生的古典文学史研究恰恰在这个方面的造诣独高。如文学体裁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就是文学史必须搞清楚的大问题，缪钺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演录（唐以前）》中就此展开论述：

文学史上，每一种新体裁之建立，多由于庶民与文人之合作。新文学之来源在民间，而收功在文人。庶民能供给新形式、新风格、新生气，其长处为清新，其短处为浅薄；文人提高其境界，增加其内容，修炼其技术，渗透自己个性于其中，于清新之中，加以精美深厚，遂成伟制。及此种体裁既树立，后世模仿者多，渐渐陈腐，于是又须别觅新来源，产生新体裁。古人论文，鄙视民间，故不免于偏，今人又或过重平民，甚至以为惟平民作品为可贵，一入文人之手即将腐化，持论亦未尽当。……其起源在民间，其收功在文人，此实不易之原则矣。（《缪钺全集》第六卷89-90页，以下引文只标卷数与页码）

文学体裁起源在民间、收功在文人，揭示了各体文学形成与演变的规律，言简意赅。在这里，缪钺先生不取古人论文鄙视民间的偏颇态度，指出民间文学具有清新的长处――新形式、新风格、新生气，也不像有些学者那样“惟平民作品为可贵”，而是同时指出民间文学肤浅的短处，在文学新体裁形成规律的探讨中，又避免“过重平民”而贬抑文人的另一种不可取的做法，指出文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精美深厚的作用――提高境界、增加内容、修炼技术、渗透个性，对“一入文人之手即将腐化”的论点加以驳难。在《曹植与五言诗体》一文中，缪钺先生更就此详加论述：“就中国文学史中考之，每一种新文学体裁之产生，必经多年之酝酿，多人之试作，至伟大之天才出，尽其全力，多方试验，扩大其内容，增进其技巧，提高其境界，用此种新体裁作出许多高美之作品，树立楷模，开辟途径，使后人有所遵循，于是此种新体裁始能成立，始能盛行，而伟大作家遂为百世尸祝，奉为宗匠。”（第二卷31页）对于文人文学喜模仿、多应酬的弊端，缪钺先生也毫不客气：“中国各体文学，其末流往往坏于酬应。”（第三卷178页）

其二，着力辨古今已有之评判，独抒己见，还文学史之真实。准确评价古代作家与作品，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是文学史家最主要的任务。如何对待历史上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评论，于大量似是而非的评判中披文入质，独抒己见，又是最见文学史家功力的地方。例如如何定位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两位大诗人陶渊明与谢灵运，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尤其是陶、谢文学史地位的高下之争更是莫衷一是。对此，缪钺先生提出了“一时之标准”与“千古之标准”的论点：“诗文有一时之标准，有千古之标准。自一时之标准而论，谢胜于陶；自千古之标准而论，谢乃不及陶。”（第六卷137页）可谓不刊之论。缪钺先生还针对谓谢灵运诗摒弃玄言而专工山水的观点，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一文中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看法：

世徒以工于写山水称谢诗者，犹皮相之论。刘勰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盖谢氏诗中，庄老不但未告退，并可谓以庄老入诗至此始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此其所以精深华妙，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而胜于孙、许之淡乎寡味。（第二卷57页）

此说一扫刘勰《文心雕龙》以来的皮相之论，指出谢诗不但玄言成分未减，而是成功的玄言诗的开始，谢诗不像孙绰、许询辈空言玄理而使诗歌“淡乎寡味”，而是将玄理融入山水的摹写之中，精深华妙，扩大了玄言诗的影响。缪钺的论述鞭辟入里，不狃于成见，体现了独立治学的学术品格。再如对于古代文人闲适之作的评价，也能抒写自己的独到心得：“中国诗词中，多闲适之作，此并非消极也。如陶潜、柳宗元、苏轼、陆游，皆有用世之志，所志不遂，于是玩山水，乐田园，以诗歌写其闲适之生活，于文学中得一种慰藉。虽写闲适之趣，然其中仍蕴涵豪放之情，郁勃之志，故境高而味深。”（第六卷223页）可谓知言。

其三，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得出令人折服的结论。文学史强调沿流溯源、由源及流，考镜源流才能烛照全史。例如关于庄、骚的源流考辨就非常重要且十分需要功力，龚自珍说“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可见《庄子》与《离骚》已经融化到了古代文人的血液里，非出于庄即出于骚或庄骚兼具的情形，成为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缪钺对此说持赞同的意见，他说：“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第二卷131页）区分入而能出的“超旷”与往而不返的“缠绵”，使论题进一步得到细化与深化。然而，超旷与缠绵的具体区别则需要在比较中加以辨明：“惟庄子深于哀乐，而不滞于哀乐，虽善感而又能自遣。屈原则不然，其用情专一，沉绵深曲，生平忠君爱国，当遭谗被放之后，犹悱恻思君，潺?流涕，忧伤悼痛，不能自已。……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第二卷131-132页）通过这简练生动、深入浅出的论述，庄与骚的区别已豁然明朗。然而，文学史上作家吸取庄骚营养成分的情形却并非如此清晰，虽说汉魏以降之诗人对庄骚的吸纳是普遍现象，但因性情学识之不同而各有偏重，“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而其分配之比例又因人而异，遂有种种不同之方式”。（第二卷132页）缪钺先生于比较中辨明庄骚的区别，同时指出文学史现象的复杂及具体个案的千姿百态，得出的结论令人叹服。

缪钺先生古典文学史研究范畴内具体诗人、词人的研究成果，早在建国前即已为学界所熟知，“文革”中更因有人写大字报称杜牧为先生之兄、李清照为先生之妹而广为流传，20世纪80年代更因撰著《灵?词说》而名声远播海内外，其取得的突出成就更是有口皆碑，研究文章也多可见。因此，本文采取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做法，不打算就此再展开具体的论述，读者自可参阅诸位方家的评论。

众所周知，缪钺先生不专门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而是长期从事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那怎么会在古典文学领域取得比绝大多数专业研究者高得多的成就呢？推而广之，像鲁迅、胡适等一批大师通家为什么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呢？难道除了天才的成分之外，就没有值得探讨的原因吗？本文拟借助追寻缪钺先生古典文学研究成功的原因来思考这一文化现象，当然更希望得到方家的教诲或激起同人探讨的兴趣。

其一，深广厚重的学养是成为治学通家（与专家相对而言）的根底。缪钺先生七八岁时从外祖父读《论语》、《孟子》，至十八岁已经完成了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熟悉文字、音韵、训诂、目录学等学科常识，懂得运用《书目答问》、《四库总目提要》、《说文解字注》、《经义述闻》、《文史通义》等工具书的治学门径，精读与泛读了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这些打治学功底的基本训练，为日后学术研究向深广发展提供了保障。相对于人的先天才分来说，后天的“学”更为关键与重要。缪钺先生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除了治学功底的扎实训练之外，抓住一切机会向硕彦通人、良师益友学习与求教，借以开拓眼界，启发思想，是其成功的更为直接的因素。观其往还论学者多为一些大家如钱穆、马一浮、谭其骧、夏承焘、吴宓、刘节、龙榆生、张志岳、贺昌群、刘永济、徐中舒、蒙文通、唐长孺、邓广铭等，即可知当获益良多也。扎实的治学功底，加上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成就了缪钺，也是一切有成就的学者的通则。

其二，宏大博通的学术眼光是奠定学术格局的关键。治学者最终成就的高下取决于“识”。识就是眼光与眼界，用新颖独到的眼光去烛照习见的材料也能获得崭新的观点，用宏大博通的眼界来对待似乎不相干的学科同样能获得豁然贯通的结论。材料无新旧，而眼光有高下，眼界有宽窄。许多一辈子只在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皓首穷经的研究者，所以取得不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所以要炒冷饭度日，不能不在眼光与眼界上有所警醒，有所提升。眼界与眼光，相对于治史者（无论何种学科的历史）来说就是史观。对此缪钺先生有一段自述：“我研究中国历史，注重通古今之变，探索并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各民族间的斗争与融合，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的演变，彰往察来，以资借鉴，从中得到启发，有裨于致用。”（《自传》，第七卷172页）通古今之变的眼光，是注重发展与演变的史观，所以要观照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彰往察来；通古今之变的眼界，是宏大与博通的史观，所以要研究民族史、经济史、学术史、文化史以资借鉴，从中得到启发。治中国历史如此，治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缪钺先生无论是论述某一时代之文学，还是评论某一作家之作品，都能通观全貌，比较同时代作家的异同，上考其渊源，中察其流变，下观其影响，获得超越前修的独到见解，其眼光眼界都与治中国历史无异。缪钺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格局宏阔，均依赖于其宏博的学术眼光。

其三，融合兼通的治学方法是学术成就大小的关键。任何学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都是共通的。有学者呼吁打破高校现有的院系分类而设置大文科，是很有见地的。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真正做到吸纳各学科知识而不是临时搬用，融通各学科的治学方法而不是现学现卖，是相当不容易的，在现时的学界也是十分鲜见的。真正想做出一番治学业绩，想写出一篇或几篇千古之文者，舍此而无他途，只想写评职之文、糊口之文者不与焉。缪钺先生说：“我又常用文史互证之法，知人论世，探索隐微，发掘问题，树立新义。”（《自传》，第七卷172页）文史结合，论史结合，古今结合，是缪钺先生所提倡的；识解闳通与考证精核是缪钺先生所推崇的。缪钺先生把治学方法概括为熟读深思四字：熟读精读，重要篇章能成诵，极其有益于治学，因其作用潜在而常常受到忽视；探索隐微，“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汪中语）高瞻远瞩，“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黄庭坚语）二者兼备，才不致流于狭隘与空疏。专精建立在博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达到才、学、识三长的最高境界。总之，缪钺先生能在史学与文学之间找到相互支持、相互融通、相互提升的治学方法，从而触类旁通、异类兼通地解决许多复杂课题，取得令人叹服的学术成就，是与其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深广厚重的学养，宏大博通的眼光，融合兼通的方法，或许就是成就大师通家的壶中三昧。才是天分，学是基础，识是关键。有一定的天分，具备扎实的治学功底和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培养新颖独到的眼光以求豁然贯通，开拓博通的眼界去成就宏阔的格局，依靠不同学科知识的相互支持提升境界，融通不同学科的方法达到触类旁通，这或许就是大师通家为什么能在不同学科领域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有两点遗憾不必为贤者讳。一是缪钺先生未能著成中国文学通史，令人遗憾。缪钺先生在古典文学具体个案上的研究覆盖先秦至清的各个阶段，在撰著文学史时也曾有完成通史的打算，这可以从1943年缪钺先生写定的《中国文学史讲演录》的手稿目录中看出。手稿目录除现在刊行的全集第六卷唐以前的九章外，尚有唐宋古文、唐诗之极盛与宋词之研究、词、北曲与南曲、小说之起源与发展、元明清之诗文词、西洋文学之传来与新文学之建设等七章存目，可见缪钺先生当初是打算著成中国文学通史的，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如愿，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遗憾。二是缪钺先生治学未能在文史结合、论史结合、古今结合之外更多地进行中西结合，也是让人惋惜的事情。在1948年悼念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缪钺写道：“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又与古时不同。今日之中国，因受西洋影响，一切皆在蜕故变新之中，学术自亦不能例外。如徒读古书，不能接受新见解、新方法，则食古不化，非徒无益，且反为学术进步之梗。”（第七卷108页）想到了中西结合的治学途径与方法，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努力，但未能在撰著中更多地运用，确实让人惋惜。为此，缪钺先生晚年写《自传》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对于西方学术思想，我所知甚浅。执友吴宓、郭斌?两位先生常劝我多读西方学者之书，并加以帮助，可惜我在这方面努力不够，愧负良友。”（第七卷171页）治学者于此当深思焉。

（《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