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三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摘自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看病难、看病贵是今年两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关注这件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从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三个方面,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从参加今年人大会议开幕式代表委员们的掌声中,人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
看病难、看病贵，症结何在
3月10日凌晨,来自湖北省孝感地区的李成盛第十一次来到北京一家大医院挂号。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人,他祈愿今天不会白来一趟。
每天，从全国各地来这家全国闻名的大医院看病的患者超过5000人次,清晨长长的挂号队伍成为一道景观。
这种情况在北京的其他大医院里天天都在上演。人们起早贪黑排队挂号都奔着想挂个专家号，但专家一般每周出诊一到两次,每次半天时间,一位专家出诊一次的号也只有15―20个,如果一次挂不上,就只有等下一周。
这样的看病难问题,同时也在上海、广州、南京、哈尔滨等全国各大城市存在着。据统计,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已经达到32万家。20年间我国医院增加了近一倍,但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看病比过去难多了。
上述这家医院的医生们已经在超负荷工作了。但他们发现,来这里看病的患者中,70%来自外地,这些患者绝大部分确实是需要来这里治疗的。而来自北京的患者,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在社区医院就能解决问题的。
专家认为,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像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完全可以在社区医院解决。在这方面,社区医院是有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病需要长期观察、管理,在大医院就诊只能是一次性的,大医院的专家非常棒,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深入社区。
一方面是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是身边的医院没有患者,处于亏损状态。看病难在大医院自然是不争的事实了。其实,在我国三级医疗网的功能定位中,一级医院承担的是解决附近居民常见病、多发病和预防保健,二级医院是一般性的专科医疗服务,三级医院解决的是全省或全国范围内的疑难杂症。而现在状况是什么呢?人们无论大病小病,都想去大医院,小医院很少有人问津,生存艰难。
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与人大代表座谈时说,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有七个:一是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不够合理,全国医疗服务资源80%集中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十分薄弱;二是政府卫生投入不足。2004年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下降到4.5%。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只占17%,企业和社会承担了27%,56%是居民个人承担的;三是医疗保险覆盖面较小。据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目前有44.8%的城市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基本靠自费看病;四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淡化;五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存在混乱现象;六是对医疗机构监管不严。各级卫生部门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现象,缺乏对医疗机构监管的手段,医疗机构条块分割也是造成监管不力的原因;七是群众看病的要求在提高。
如何攻克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顽症
早在200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就开始选择部分县开展了由农民自愿参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及农民共同筹资、以大病补助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今年两会期间,总理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从今年起,中央将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对中西部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标准在原有人均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提高补助标准,农民个人缴费标准保持不变。争取在2008年将这一制度在全国基本推行,确保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总体目标。
辽宁团赵鹏代表认为,中央应集中财力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和救助体系;药价虚高的问题应从根本上治理,关键是合理确定药品价格。
广西团李艳宁代表认为,要加大药品管理,减少流通环节,从源头上降低药品价格。降低医疗机构运行的政策性因素成本。控制医院盲目扩张,避免成本转嫁到病人身上。
听到总理报告中说,要启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安徽团宋礼华代表很是高兴。他认为,只有改革医疗体制,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河南团孙秀兰代表认为,现在的农村乡级卫生院条件普遍很差,设备落后,人才短缺,许多处于倒闭状态,群众有了病只好集中到一些大城市的医院,造成了药品价格的虚高,造成看病贵。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卫生设施的投入,从设备、人、资金等方面保证乡级卫生院的正常运转。
江苏团管晓虹代表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国情出发,确定医改目标,理清政府职能,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强化药品监管,提高新药门槛,强化医生自律。同时,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并将医疗统筹与医疗救助结合起来。
人大代表们指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这不只是医院的问题,还涉及到药品以及医疗设备的生产、流通等多个方面。目前,政府应加大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投入,切实降低医疗费用,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遵循三条基本国情,即:坚持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不能变,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道路不能变。正如山东东阿阿胶集团董事长刘维志代表所说,从解决农民看病难到关心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党和政府对这件关系百姓的事情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有全国上下的一起努力,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定会早日解决。
题图：3月10日，在小组讨论会上，杨雄里（左一）、王红阳（左二）、张震康（左四）委员，虞中一代表（右一）就医疗卫生问题发表意见。
本报记者高腾、刘新武摄文中插图为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会内链接
医药界人大代表
话说药价虚高
●恒利集团董事长李长庚代表
●药都集团总裁李晓恩代表
●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代表
●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代表
药价为何虚高？个中原由何在？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几位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分析了原因和对策。
恒利集团董事长李长庚代表说：“一个普通的感冒药，从药厂到医院，要经过多道中间环节，层层加码后，身价有时会翻着跟头往上涨。”
“就拿我们厂生产的药来说吧。”药都集团总裁李晓恩代表顺手拿出带来的一盒“感冒灵颗粒”，“这一盒药的出厂价是2.8元，在零售药店只卖5块多；但经过医药公司、销售代表等几道环节进入医院后就上升到了9块多钱，而厂家却只有几角钱的利润。这还只是普药，如果是新药，到了医院价格则要上涨10多倍。”
业内人士透露，一种新药进入医院，需要对院方进行“公关”，这叫“进院费”。此外还有医生的“处方费”，药房的“统方费”、“劳务费”等。一位多年来做“医药代表”的朋友告诉记者，他每年扔出去的各种“公关费”不下几十万，当然，换来的更是自己不菲的收入。
去年，国家17次药品降价，降低了22个品种600多个剂型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40%，为何老百姓仍然没有明显感觉到由此带来的实惠呢？对此，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代表分析说，一旦某种药品降价，医院会迅速找到替代品，让降价药“消失”。一些物美价廉的药品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代表感慨地说，现在西药90%以上都是仿制药品，可我国每年却“出炉”上万种新药，这其中自主创新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含片改片剂，片剂改胶囊，改来改去的结果是任意定价。他指出，目前我国药品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了企业的恶性竞争，高定价、高折扣已成为推销药品的主要手段。
那么，如何改变药价虚高的状况，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起病呢？代表们认为应该多管齐下：继续加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增加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扭转目前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通过召开听证会、运用电子交易平台等措施公开招标采购，增强药品定价的透明度；重新构筑药品流通体系，减少或取消中间销售环节，让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直接交易，降低因流通环节过多而产生的费用。
重庆市中山医院何德沛代表
重点是大病要有钱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方面要解决农民看病难,一方面要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关键是解决‘大病有钱治’的问题。”重庆市中山医院的何德沛代表说。
来京参加“两会”前,何德沛和重庆另外5位全国人大代表深入乡镇调研了20多天,形成了一份5000多字的《关于重庆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农民很欢迎。”何德沛告诉记者,也有一些农民反映,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得小病,门诊补偿钱很少;生大病,补偿比例低,很难解决根本问题。何德沛认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无论大病小病,都或多或少能得到一些补偿,确实有利于提高农民对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但新型合作医疗的重点,仍然应该是解决大病有钱治的问题,政府对此应加以引导,在征得参加农民同意的前提下,逐步缩减家庭账户基金,增加住院统筹基金额度,提高住院补偿,以确保农民得了大病有钱治。
何德沛说,乡镇卫生院主要是看常见病、多发病。农民看这些病如果都要去县城,成本高、花钱多,看不起。乡镇卫生院如果具备基本条件,能看好常见病、骨外创伤、下腹部手术,就解决了农民就医的许多问题。实行合作医疗后,花费少还很实惠。所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还要特别重视乡镇医院建设。国家应提倡城市大医院对乡镇医院的对口支援,让城市大医院的专家到乡镇对口医院去解决疑难病症,让乡镇医务人员到大医院学习进修。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张国圣、王瑟、耿建扩采写
会外链接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
看病难、看病贵矛盾突出，医患关系出现问题，成因很复杂。但无论什么原因，从事医生这个职业，就应该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医生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医务人员应时常自问：医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服务意识到底怎么样？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到底树立得牢不牢？对医疗安全是不是足够重视？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曲堂清：
即使在大医院，“看病难”也只是难在找专家，特别是那些有着院长、主任、博导等名头的专家。我们丝毫不怀疑有些专家的水平，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哪些疾病需要麻烦这样的专家会诊？我们对专家的依赖和崇拜是否误导了患者的知情与选择？“病人选择医生”，很多时候是不是盲从的结果？我们推荐给病人的信息资料是否实事求是？医院或者媒体所宣传报道的专家是否导致了“消费者”对专家的轻信与崇拜？这些有意无意的炒作和渲染，加重了医学专家资源的过分集中甚至是独霸性垄断，有些专家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自我膨胀的学术怪圈。
在广大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适合农村医疗习惯的网络建设，缺乏简单实用的“赤脚医生”，缺乏对乡村卫生技术人员有目的和有意识的培训，缺乏必要的上级医院的巡诊机制和健康教育机制，缺乏科学合理地为健康保险设置制度。因此，要解决农村看病难问题，首先要从网络建设上着手，从人才培养和预防保健教育切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要将预防医学摆到政府主管部门工作首要位置，“未病防病”和“治未病”才是降低整个社会医疗负担和费用的治本之策。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顾昕：
看病难、看病贵已让不少人放弃了健康这一基本需求。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机构管理体制不完善、药品流通环节混乱等有关系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提供方诱导需求，出现了大处方、滥检查等过度消费的现象，从而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对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一项很好的举措。如果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成为城市初级卫生服务的骨干，不但能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就诊压力，还能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支出水平。
●浙江中医学院连建伟：
中医药相对于西医药具有自己的特色优势，价钱相对便宜，而且在广大农村也有着较高的信誉度，所以大力发展中医药，尤其是在农村基层推广中医药，对于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从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全国共有西医院16800个，中医院2600个，而中医院的规模普遍较小，很多中医院的中药使用量不到用药总量的一半，用药以西药为主的现象比较普遍。目前中医在医院数量以及用药数量上弱化，所以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和农村的作用，扩大阵地，提高疗效，既可以保护和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又可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制图/郭红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