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生活中的难以逃避的复杂和微妙变成了人生的中心内容，一旦一种没有宏大理想却异常现实的日常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难以承受。一旦生活的原有的宏大意义被抽空而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一旦人为了现实利益剧烈地冲突而没有任何合法性的依凭，生命的极度空洞性会让人失落。刘兆林的长篇小说《不悔录
这里的故事是叙述者“我”进入了一个地方作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所遇到的困境：主席铁树和书记盛委之间有着复杂的勾心斗角，他们身边的一些女性之间也在为了男人而勾心斗角。这些人物没有当年政治性小说的路线分歧或是非善恶的明确区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变成了赤裸裸的人际关系的矛盾，性格的矛盾，以及对于权力的渴望和争取造成的矛盾。这些故事看来非常琐碎和细致，这些风波也仅局限在一个单位的结构之中，但刘兆林的观察的确异常精准，描写相当生动，使得这个关于单位的琐碎事情的小说显得饶有兴味，发人深思。
这部小说的深入之处在于它凸现了对过去的当代文学中表现的不同政治性斗争的消解。在从“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新时期的文学中，我们一直有一种由政治“路线”分歧引发的机关领导分歧的文学作品。早期是关于先进和落后的分歧，后来变成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在“新时期”这种作品常常又以“改革”和“反改革”作为中心。这里的斗争也都不可调和、异常激烈。它们都是用“现代性”构造的话语表现的，所以人事纠纷和矛盾都被一个大的框架构造起来，一面是善恶之争，一面是先进与落后的冲突。这些构成都提供了一个被“现代性”的文化设计和制度框架所“嵌入”的图景。而这部《不悔录》则写到了在这种新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将新的历史境遇展开的时刻，作协已经失掉了原有功能。于是矛盾就没有了任何思想和创意，以及宏大的、来自话语的合法性，于是人与人的斗争被凸现了出来。
这里，刘兆林提供了一个不多见的人失掉了原有的价值和认同框架之后的困扰的记录。在过去的小说中，一个人，不断地升华自身，不得不和真实保持距离，或者将人际关系或政治争夺变成“路线”和价值的冲突。这似乎是当年我们熟悉的类型。刘兆林的深刻之处正是将一个传统的“现代性”叙事消融之后、在一片迷人的远景隐去之后的非政治性的争斗呈现得异常深入。这里的铁树和盛委都已经放弃了写作，而极度醉心于争夺这个作协的权力。这种权力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具有高度的意义。他们为之奋斗的确实相对于当年完全不成比例。刘兆林把一种当下性直接地引入了小说之中。但问题是，一旦将这种没有任何合法性的私人之间的猜忌和斗争变成了主要的故事，我们立即发现这里的人生变得异常猥琐和没有活力。人们在一种相当“庸俗”的氛围中寻求某种对于现实的新的阐释。
《不悔录》是一部特异之书。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往往容易遮蔽现代生活本身的琐碎和单调，而超越的幻影将本来没有意义的事件赋予了巨大的意义。但《不悔录》则揭开了意义“匮乏”的时代的某种困局。可以说，当年中国人遇到的是国家危亡的状态，人们必须压抑个人的追求，没有意义的日常生活被压抑到最小，这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于是，物质的“匮乏”和某种精神的合法性的存在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但伴随着新的社会的崛起，物质的满足已经越来越容易，而精神却有了某种没有宏大叙事的世俗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这部小说将新的丰裕的“后现代”社会景观加以呈现。这里精神性的匮乏导致了新的危机感。所以这部书其实和张爱玲的小说有某种相近之处：张爱玲的人物都追求一种所谓“现世安稳”的生活，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所在；而《不悔录》表现的是男性为了权力的争斗，这些争斗在小说中具有某种闹剧性。这里的吊诡在于，人们不断追寻，却发现自己的追求好像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自己好像已经占尽优势，却又临时翻盘。这些表现将一个时代的复杂症候彰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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