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它需要通过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创新人才。它是一个全社会参与、全方位覆盖、全过程联动的整体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着力建设一种合作型的创新文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创新创造新的产业和新的市场，推动财富的创造，实现新的社会经济价值，创造高价值高收入的职业和工作岗位，这对于国家、地区、产业、公司和个人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即创新经济，不同于产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甚至也不同于知识经济，它是“创造力经济”，是由想象力、创意和创造力主宰的新经济，是通过创新来推动的经济。它需要新的创意、新的构想、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的行动议程来实现。爱因斯坦早就说过：“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有想象力的人才能提出问题。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是善于思考的人。”从重视知识到更加重视想象力，这是一种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之相适应。
就价值观来说，对消费市场需求的洞察力，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并依此所作出的创意和设计将成为主要的价值取向。在这里，洞察力、想象力与创意至关重要，因为新产品价值实现的高低取决于洞察力、想象力、创意与设计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竞争的优势，就要从以往讲究效率和质量转向通过创意与设计创造出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增加客户的选择机会和价值力度，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创造出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好的市场，从而实现良性的循环。为此，“锐意创新，张扬个性，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尤其需要倡导。
在新价值观的驱使下，创新方法论也将产生重要变化。它要求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在用深遂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所获得的创意和假设引领下，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制定行动规则，使新创意和新思想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市场，从而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而不再像以往从那些分散的经验知识或单纯从观察实验出发进行归纳，甚至也不单纯只应用演绎逻辑规则。它需要创造的逻辑，创新的逻辑。它要以机敏和恒心为动力，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并依靠刻苦学习（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技术能力和创新过程本身的无穷创造力来加以实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意义上的范式变革，同时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范式变革。
创新的新模式呼唤合作型的创新文化
21世纪一开始，发达国家或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已出现不同于20世纪的创新模式。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应该不失时机地采用新的创新模式。创新的新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度被认为彼此对立的关系现在正日益演变成互补的，甚至是共生的关系。”所谓“一度被认为彼此对立的关系”就是“制造与服务”、“生产商与消费者”等等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创新模式只认同企业的生产商与制造者，而忽视或不重视消费者和顾客的密切结合。创新的新模式正在日益消除两者的界限。客户与生产商都参与共同的创新过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冯・希普尔为创新的模式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基于用户的创新”。由此观点出发，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了，生产商与客户也不再是彼此对立的了，而是同时参与同一个创新过程。
著名的学习型组织创始人、《第五项修炼》一书的作者彼得・圣吉在与G・卡斯蒂特合作的《创新我们下一次产业革命之路》一文中谈到了当今商业观的五大转变，其中第二大转变就是“从生产商与顾客间的分离转变成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价值的共同创造者”意味着创新过程中，顾客不再是被动接受者，消费者与生产者紧密相关，不分彼此，消费者成为创新的一部分，用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话说，就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词，即“生产消费者”。这就是合作型创新文化新模式。
创新的新模式要求多方面的紧密合作，包括多学科联合攻关，因为创新往往频繁地发生在学科的交叉点上。我们一直强调产学研结合的创新系统，但至今成效不大，从创新文化角度上说，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和共生关系处理不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协作机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中与利益主体的本位主义，分离分割的传统固习和合作文化的缺失都有关系。创新不断变化的性质要求有新知识和学习网络，要求促进多学科前沿知识的交流与合作，并且要求打破大学、产业界和政府之间的组织界限。创新过程的组织原则也变成为“调整、开发、创造、组织与实现”战略，成为企业最关键的组织原则。
创新的新模式处处体现出协作和协调的重要性，它呼唤着一种合作型的创新文化。
创新生态系统孕育着生成性的创新文化
毫无疑问，创新型国家建设有许多特殊性。它需要借助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系统以及区域或城市创新系统来实现。创新不是一个线性的或机械过程，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自生长功能的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无缝的和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绝不是机械式的作用。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复杂的动力学机制。我们需要从全局的整体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创新，不但考虑对创新的重要供应投入，还要考虑市场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政策环境和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的影响。我们曾经将创新比作一株植物的生长过程，它大致分三个阶段：种子、孕育和结果。种子阶段指新创意、新构想的形成；孕育是指种子从周围环境获取养分，如空气、水、阳光等促其成长，它依靠种子自身内在的动力和外部优良的环境相匹配，达到自然的生长；最后才成长为大树即成果。所以，创新类似于活生生的生命形成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用机械论的构成论去理解，它不可能简单地将大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组合而成，即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生命系统看成是由若干要素的分离和结合的结果；而要用有机论的生成论，用生命体的生长和演变来理解。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创新群落，群落中的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其自身生成、发育、成长的权利，它们相互竞争又相互共生。当然其中不是所有的生命体都能顺利成长，有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其中必定有出类拔萃者拔地而起，成长为参天大树。上个世纪在创新群落中，微软、互联网和Google等划时代创新成果的崛起，就是这样的参天大树，它们又促成了新的创新群落的形成，进一步推动创新的发展。
假如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和理解创新，那么，中华传统文化就将有其重要的用武之地。这就是“生生不息”的生成论思想。生成论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易经就强调“天道生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创新必须先有新思想的产生，它与环境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一个整体。新思想是在这个整体中生成的。这种生成过程正符合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成论思想与当代创新实践相联系，用以分析理解创新生态系统。这样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的实践，必将有可能加快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并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从中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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