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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时龄建筑学家。生于四川成都。1993年获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建筑设计理论研究工作，积极参与建筑创作实践活动，主持设计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城市设计、中国财税博物馆等。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就中国建筑师的边缘化而言，一方面应当反思中国建筑师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当反思一下中国的高考制度和建筑教育问题，其本质是价值体系的偏移和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
自20世纪以来，在建立中国建筑的话语系统，探索并实现中国建筑的生命精神方面，一代又一代中国建筑宗师为之奋斗了终生，作出了伟大而又卓绝的贡献，他们以自己的建筑思想、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实践奠定了现代中国建筑之路。然而，建筑是一个永远在持续发展的领域，我们仍然必须寻找一条在全球化条件下适合中国社会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建筑之路。
当今社会上流行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引发了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而且这一现象已经深入影响到各个领域。几乎一切项目都求快，大跃进的思维方式依然在很大程度主宰着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领域，也影响了中国建筑师的建筑思想。中国的建筑师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数量上相比，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而建筑师本身的素质难以担当如此重要的任务，大量粗制滥造的设计本身也渐渐腐蚀了建筑师。
作为培养未来大学生的学校，人才培养上的实用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为了适应高考制度，中学阶段忽视科学教育和审美教育，实行文理分科，培养能考入大学的人才，而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学校渐渐失去了文化的核心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学之前的基础先天不足，而中学教育的功利化又将本应作为工具的外语和计算机转变为教学的核心。
在大学建筑学教育过程中，广种薄收成为普遍现象，学生和教师的精力都比较分散。一是高等院校培养体制市场化的导向方式，注重硬件而忽视教师、教学传统以及积累的重要性，在缺乏师资和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广泛设立建筑系。今天，全国已经有125所高等院校设立了建筑学专业，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校通过评估，滥竽充数的情况时有所闻。二是扩大招收学生数和研究生数，由于建筑学专业十分热门，建筑系大量扩招，这种大跃进的培养方式基本上要靠学生的悟性和自身的努力。三是教师的精力过于分散，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学生，理应站在学术前沿的大多数教师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建筑批判中坚的建筑院校渐渐丧失了先锋性和实验性。
有一些工程技术问题实质上也是文化问题。在讨论上海外滩的改造时，原来的构想是将车道放入地下，地面只留3至4条为外滩地区服务的车道。为了节省投资，主其事的技术人员设想将外滩的地面抬高，建造一个大平台，地面仍为原来的车道。如此一来，外滩所有那些历史建筑看上去都仿佛在膝盖以下截了肢。技术人员又想出了一招，将外滩所有的建筑加以顶升。真是可怕的技术措施，按此方案实施的话，工程师是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可是却会毁了作为文物的外滩，毁了世界上最好的滨水区之一。我不得不惊叹亏他们想得出这种主意，仔细冥想，是我们的工程技术教育有缺陷，只是培养有用的人才，而没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获得过普里茨克建筑奖的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调侃：“中国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设计费，设计了最大数量的建筑。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刻薄，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正是这位建筑大师承诺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是中国人所追求、所需要的建筑。我们真需要这样违背基本原理挑战重力、挑战地震力的建筑吗？我们需要的是适宜我们这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建筑。
建筑师必须要从自身领域以外的哲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等非建筑学的领域寻求精神支柱。建筑的重要性质决定了建筑是社会的建筑、理性的建筑。建筑也是全民的参与，没有哪一个领域能够牵动那么多的人心和物质资源，这是一个影响广阔的领域。建筑师和创造建筑的人们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环境责任和教育责任。(本文摘编自作者在“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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