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叶至善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诲，依然铭记在心；他的为人与为文，他的文风与学风，使我终生受益。
那是1979年秋天，我由《北京少年》杂志调到中国少年
后来，我把叶圣陶先生创办的《中学生》杂志都找到了，从1930创刊直到“文革”前的杂志，一本一本地阅读，认真研究叶老的办刊宗旨和一些文科专栏的特色，终于悟出了稿件被“枪毙”的原因。原来，我组的语文稿件，其话风和文风都与叶老当年办刊提倡的“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之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有相当的距离。过去，我约作家的稿子，往往是在用写文艺作品的路子来讲解语文知识，这样难免玄虚，不实在，走的是培养小作家的路子。思路不对头，就要吃苦头。我去请教至善先生，把我的心得体会告诉他，至善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学生》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不要把读书仅仅看做学习写作的途径和方法。读和写，都是做好工作和料理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技能，所以，必须在中学阶段加强训练，打好基础。”
从此以后，我改变了组稿思路，并且与教育界一些特高级教师交了朋友，这支写作队伍，不仅熟悉教学，也了解学生实际。果然，以后几期的送审稿子都顺利通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至善先生给时任《中学生》杂志主编方尉同志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庄之明同志组的稿子，以后不用送给我看了。”方尉同志也勉励我说：“不容易啊，好好干！”看到这张字条，我如获至宝，这就意味着我成“免检产品”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至善恩师是个身教重于言教的人，他虽然惜时如金，但对我们这些晚辈，却从来不吝惜时间。东四八条叶家那座古朴幽静的小院，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有两次陪友人去拜访年事已高的叶圣陶老人，至善先生总是在旁作陪，而且是一直站着作陪，这使我十分感动。站久了，叶老叫他坐，他才搬个椅子坐下来，倾听父亲的讲话，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谦恭。中华民族“礼”与“孝”的优良传统，至善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这些晚辈树立了榜样。
至善恩师作风严谨，文风质朴。他在《给自己立的规矩》一文中说：“老师教育孩子们，固然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咱们写东西编东西，面对着几万几十万孩子，虽然并不都见面，恐怕也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己说了，自己并不打算做，算不算愚弄孩子呢？我看也应该算。”对孩子负责，就是对祖国负责，对未来负责。至善先生曾经郑重地向我们建议，是否可以在杂志上向少年朋友介绍一些新诗，他说：“从培养五爱精神来说，从开拓思想境界来说，让少年们读些新诗也一定大有好处。”至善恩师说到做到，在百忙中亲自撰文，并且在《中学生》杂志上开辟了《诗人的心》专栏，向少年朋友们介绍了30多首新诗。每一篇文章，他都逐字逐句修改、订正，亲自看校样，亲自审定。后来《诗人的心》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他在这本书的“校后记”中写道：“这30篇短文，我自己看了少则七八遍，多则十来遍。”至善先生这种严谨认真的作风，这种一切为读者着想、对孩子们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如今，我也已年近古稀。回忆20多年的编辑生活，我心存感激，永远忘不了老主编叶圣陶先生和恩师叶至善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记得至善先生70诞辰的时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给他送去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有我写的“七十童子心”五个字。至善先生高兴地说：“我喜欢。”至善先生80华诞时，出版社为他写的《我是编辑》一书举办出版座谈会，会上向叶至善先生赠送老画家杨永青的画，画的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手捧寿桃和鲜花。当时，团中央书记李克强同志也前来祝贺，祝贺至善先生老当益壮，童心永存，越活越年轻。是的，我记得叶圣陶老人83岁生日赠给至善先生的篆字联写道：“得失赛翁马，襟怀孺子牛！”这是叶老对至善先生的勉励与嘉奖，也是叶至善先生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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