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1947年1月，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论文中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曾对这一命题做了如下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近60年过去了，人们对克罗齐这一命题的认识，似乎都没有超出朱光潜先生当时的理解。想到这一点，难免有些汗颜。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更多的是研究哲学家、美学家的克罗齐，而因客观条件所限很难系统研究历史学家克罗齐，国内史学界对克罗齐史学思想的了解太少，一些研究成果流于空泛，也就不足为怪了。

去年冬初，读到田时纲先生主编的“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五部史学著作的中文本问世，使中国史学工作者走近克罗齐，看到一个真实的克罗齐，作为历史学家的克罗齐谢世半个多世纪后，仿佛又在中国“复生”。

克罗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将“历史”和“编年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这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如何理解他的这些思想？过去我们多局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这部著作中，既脱离克罗齐的历史研究实践，又脱离克罗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这一时代所决定的克罗齐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这样，在理解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偏颇。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时候，克罗齐曾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幻想。但当墨索里尼攫取国家最高领导权，加紧迫害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废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宪法，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时，克罗齐转而成为意大利知识分子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从《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等史学著作中可以看出，克罗齐的武器是学术，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从这一背景和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切地理解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还会记起他的另一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应该说，克罗齐的全部史学著作和这两个命题合在一起，是引导人们理解什么是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当代性”的钥匙。

当然，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当代性”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自古代希腊以来的西方史学关注现实的传统上，古希腊史学家戴奥尼西曾说，“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如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认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也认为，“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那种宣扬西方史学是远离现实的“科学”，因没有意识形态而“神圣”，显然是在编造谎言。“当代性”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而不是罪过，关键是什么样的“当代性”，要分析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内容。在这方面，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当代性给予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克罗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否定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把它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因此他不承认历史发展规律，而只强调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历史是精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这些观点同样也渗透在他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曾对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进行过尖锐、严肃的批判，但他从没因此而否定其有价值的内容。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分析“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当代性”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