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
翻译能力的薄弱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几个急需解决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外语、翻译:一“热”一“冷”的反差
一方面是在考试等多种利益链下,全民皆为外语忙。50%的非英语专业的在校学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同时各类外语培训机构、培训考试五花八门;另一方面,在需要用外语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些部门,外语人才却面临质量下降和数量短缺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招聘高级翻译人才,目前国内能熟练地在商务活动、会议中担任翻译的高级人才实在是太少了。”京城一家翻译公司的人事主管何先生对记者说。
外研社编辑蒋女士也同样感慨:“精品译著越来越少。有些稿子,初看感觉译得还不错,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内容都是把前人的作品直接拿来用。比如文学类翻译需要经过再创作,才能形成新的词句。”
91岁高龄的翻译家杨宪益一直关注着文学翻译事业。在与记者聊天的过程中,老先生不时强调:“过去,从事翻译的人,不仅中英文基础好,而且还有浓厚的文学兴趣。比如钱钟书先生,不仅博览群书,还有着深厚的中文功底,他的译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而现在的社会环境过于浮躁和喧嚣,人们知识储备不够,做事却急功近利,这是高端翻译人才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并不总是第一位的。懂外语,却并不一定能做好翻译。首先要爱文学、懂文学,然后才可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翻译是项艰苦而寂寞的事业,兴趣是最大的动力,否则很难享受到翻译的乐趣,也就无法完成从翻译匠到翻译家的飞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许钧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看法。
文字之外的翻译问题
许钧认为,在译事表层昌盛的背后,一些文字之外的问题须引起重视。首先是版权的盲目引进。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翻译,吸收异域的文化精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较之于如何译,译什么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从翻译出版界的现状看,在引进版权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主要表现为跟风、重复和轻率。其结果是,不少引进的图书价值不高,有的甚至是毫无价值可言,造成了多重资源的浪费。
二是翻译质量的多重失控。一些翻译出版部门,缺乏严密、严格、严肃和科学的质量控制机制。从译者的选择,到译文质量的评估,再到译文的编辑把关和出版社领导对译文的审定,翻译的质量在许多出版社基本上处于失控的状态,得不到保证,致使一些不合格的译品轻易地出版,流入图书市场,既造成了对原作者的伤害,也造成了对读者利益的损害,同时更是对文化交流事业的一种亵渎。
三是译风的普遍浮躁。文学和社科著作的翻译,若超越译者的能力而一味求快,那么牺牲的必然是翻译的质量。在这种抢时间抢市场求效益的大环境下,译者也好,编者也罢,都普遍地缺乏“耐心”。为了快,为了出效益,不少译者没有读懂原著就翻译,见到难点避着走,人名地名顺手翻,附录索引随意删,加上责任编辑与出版社领导的放任甚或同谋,译风就这样一步步在浮躁中败坏下去,而译风普遍浮躁的结果,更是译书质量的普遍粗糙。
四是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从学科设置看,翻译目前还没有专业的学科地位;从管理体制看,全国没有一个翻译的主管部门;从社会评价看,一部翻译图书获得成功,全是原作者和出版社的功劳,译者除了苦劳就是“错”;从经济效益看,精雕细琢、日译五百字的翻译大家是千字六十元,胡译乱译甚至抄译也是千字六十元,更不用谈业余从事翻译的高校教师“翻译不算成果”的学术评价惯例了。
现在国内注册翻译公司近3000家,仅在北京注册的翻译公司就有400余家,但大多规模很小,翻译人员多是兼职,缺乏科学的管理方式,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翻译能力的薄弱对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如果不给予充分重视,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无法准确、及时消化来自国际上的巨大信息流,包括经济和科技信息等,将会导致中国失去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内外共营“文化的翻译”
不少翻译家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远称不上“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仍有很多。关键还在于要加强统一领导,应该通过翻译资格认证等手段加强行业规范,保证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水准。人大、政协近两年都陆续收到议案、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涉及翻译的共性问题。
2003年11月,国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通过了由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组织起草的《翻译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翻译的国家标准。目前,中国译协继续推进行业准入制度的建立,正在推动通过第二部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标准》和其他标准。
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对翻译工作者从业素质管理的力度。国家人事部先后颁发了《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暂行规定》和《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希望以此控制翻译质量,遏制当前滥译充斥的局面。但是,也有专家指出,颁布质量标准和推行考试制度,或许能对某些行业――如导游,口译、同传等,起到些许作用,对提高图书翻译,特别是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水平,却未必能够见效。
许钧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营造一种翻译的环境,造就一种翻译人才培养机制,让这个事业得以传承下去。现在我们往往以牺牲母语为前提的外语教育,建立在ABCD选择题上的考试制度,只能培养出匠人。目前译手风行,而真正的翻译家稀缺,单纯以考试为主的教育体制难辞其咎。在此,他呼吁,要加强引进翻译批评。加强翻译批评,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翻译实践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证翻译实践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一些盲目引进的价值不高、甚至有害于我国文化建设的图书要细加分析,提出批评,让翻译成为真正的‘文化的翻译’。如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那样,让中国的翻译事业,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
除了外部监管机制方面的进一步完善外,翻译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也亟待提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翻开朱生豪译本的莎士比亚作品、杨绛译本的《唐吉诃德》……这些书仍然保持着青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他们的译文一样,钱钟书、傅雷、叶君健、董乐山等老一辈翻译大师对其所从事的翻译事业表现出的热爱之情,以及他们不求名利、学养深厚、务求完美的译风,都是后辈学习的楷模。
采访结束时,杨宪益老先生表示,希望有更多喜爱翻译的年轻人,投身到翻译事业中来,克服浮躁心理,继承老一辈翻译家的精神,不断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文学素养,翻译更多更好的国外优秀作品。同时,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让翻译发挥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作用。
链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高校设立了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点、博士研究生点,有些高校成立了翻译系、翻译学院;国家在1989年开始为翻译研究设立基金项目;自1982年中国译协成立后,全国各省及大中城市都先后成立了省市译协,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内设了翻译研究会,中国汉英语比较研究会内设了翻译研究专业委员会;各种公开发行的翻译期刊、外语期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翻译研究文章,多家出版社出版了200多种翻译教材和翻译论著。
■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13年间,全国共出版翻译类作品2.85万种;1995年至2003年仅9年时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数量迅速增长,达到9.44万种。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至1999年,中国外文图书版权贸易量累计2.07万项,1999年至2003年则达4.27万项;2003年一年的外文版权贸易额为1.94亿美元。
■我国紧缺五类翻译人才:会议口译、法庭口译、商务口译、联络陪同口译、文本翻译。
图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马克思著作。(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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