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国家图书馆馆长）: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到现在有上百年了。这几年总的来说是文学史越写越厚，论述的越来越全面。形成了一些研究的固定套式，先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思潮，再联系他本人的身世，正好与我们古代的知人论世很吻合。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古人的东西是怎么
黄霖（复旦大学教授）：
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也要包括教学。我的主张是三个字：多元化。不要采取一种方式，一个角度。从研究来讲，我的观点是各方面都可以搞。做为文学研究，一个是文献的研究，一个大的方面可能是常识的研究。所谓常识，一本书、一个作品的常识，无非阐释它的理、情、事、法这些东西。“法”有创作的手法和表现手法，“理”的问题范围更广一些，不仅是文学本身，还可能扩大到政治领域等等。“事”的范围有大有小，包括文化学的好多东西都可能牵涉进去。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都有他的道理，都应该存在，都应该发展。这样古代文学的研究才能够繁荣。我的看法就是多元化，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才能繁荣。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科定位问题很值得探讨。它首先是个交叉的学科，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叉研究，同时又是将文学与史学、哲学、政治、宗教和心理学等进行交叉研究的学科。它要研究的是古人对文学的看法与理解，这就意味着不仅包括理论批评家对文学有理解与看法，古代的作家、读者甚至是政治家也对文学有他们的看法与理解，由这些方方面面构成了古人对文学的全面看法。学科交叉是目前研究深入的有效途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当然也有这种特点。其次是这个学科依然属于观念史的研究范畴。尽管古代对文学的理解与看法并不总是表现在理论批评形态中，还可表现在作品风格、题材选择、欣赏习惯等方面，但这些看法并不等于作品本身。观念这种东西既可以是理论的，也可以是行为的或习惯性的，应该说思想观念的内涵要大于理论批评的内涵，所以传统的批评史与理论史是难以涵盖这一学科的。其三是这一学科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不能够包含在现有的学科中。因为它既然是交叉学科，就跨越了现有的传统学科的边界，而且不是略有延伸与越界，而是实实在在的交汇融合并已经生成了其自身不可替代的学科特征，所以也就难以再将其归纳在任何学科之中。其四是这一学科的作用及其存在的理由。从学理性上来看，它可以更接近于古人对文学的真实看法，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作品的审美特点与理论内涵。但我以为中国文学思想史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领域的人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一个粗识文字的人和一个大学教授读《红楼梦》的感受肯定有巨大的差别，但你不能说文化水平低的人的理解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只能这样去理解。这就说明，作为这一层面的人，他们就只能这样认识文学，而且你不能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文学思想史就是研究这些东西的，它可以使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更为全面、更有立体感。根据以上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理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而形成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学术理念。这也是我们成立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和将其作为我们学科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的原因。
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在我们文学院里，我很强调古代文学是一个骨干学科，但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所以我建议我们国家教育部中文教育指导委员会，能不能参考一下港台的课程设置。在港台的高校中文系教育中，中国古代文学绝对是一个骨干学科，现当代很多的课程只是选修课而已，外国文学只是选修课而已。作为一个传统的学科，它的重要性不能怀疑。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在教学中碰到的怎么处理好多媒体教学与传统的口头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古代文学的教学不单是大学的问题，还有中学的问题，从中学到小学的好多多媒体课件开始都是电视剧，课堂上文本的《三国演义》变成了电视剧的《三国演义》，文本的《红楼梦》变成了电视剧的《红楼梦》。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不赞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一定要用多媒体课件，因为它会破坏我们传统的教学，学生们的阅读审美能力也培养不起来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变了样子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
傅道斌（黑龙江大学教授）:
我主要谈一谈文学研究个性化的问题。这几年我在看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大家长得越来越相像，原因是研究的主题太集中，材料基本相似，叙述基本雷同，或者大致雷同，读起来没有味。现在学术研究的个性化特点越来越模糊，读不进去，不能引起一种阅读的激情。有的学生写的文章逻辑性很强，引用的材料很繁富，但是这决不标志着学识的增长，只标志着技术化手段的运用。学术文章也是文章，也要有个性化。比如说文学史，这些年我读下来，居然还是刘大杰的文学史好，他以一人之力通观文学，写得非常精彩，从运用材料到叙述都非常的个性化。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应该允许个性的存在，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刘心武对《红楼梦》秦可卿的解读。我们说他是一种错误的解读。但是我们红学家的立场竟然是他不该这样解读，不该出来发表，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宽容不同的个性，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更丰富一些，更生动一些，手段更多一些。
项楚（四川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们都提文学是人学，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自己，关注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肯定是值得尊敬的，如果真能退到象牙塔去也是应该尊敬的。我们学者的心态是由“生态”决定的。要求博士生在攻博期间一定要发表论文，就对学生的精神影响很大，他们没有平静的心态去读书，去关注他们自己的学术，而是首先要完成这三篇论文，他不得不这样做。这个学术规范又和学术个性形成了矛盾。这个东西到现在始终解决不了。就是前些天，川大出台了一个文件，又明确了这一点，为什么这个干扰排除不了呢？在高校评估机制里面，就有这么个要求，要发表多少SCI的论文，这个数字很大一部分要靠博士生来完成，如果博士生把这条取消了，那学校的素质就下降了。所以从校方来讲他们一定要坚持，背后又是那个评估的指挥棒在指挥着他这样做。数量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论文的千篇一律。这就意味着学术创新能力的降低，没有创新能力，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其实古代文学面临的这个现状也是受到社会大环境制约的。在当下，一方面古代文学在社会地位上逐渐边缘化了，这就引起大家的焦虑。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想出一些对应之策。另外我们的研究者还是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对学者来说就是要恢复一个沉潜的心态，我们大家要把自己的活做好，提高创新能力，提升研究质量。我想这就是最根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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