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曾作四首七绝诗，分别记述了他三万余册古籍善本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四种宝籍：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日本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及北宋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他一生曾先后九次来中国进行社会考察、学术访问等，而访书更是其主要目的。
猎取沈阳故宫的满蒙文档案文书，是内藤一生访书收书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满蒙史研究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沈阳即当时的奉天，1912年内藤湖南写下《奉天访书谈》专记当时访书之事。
1902年，在奉天喇嘛教寺庙黄寺中，内藤发现了他自称是“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蒙文大藏经》，以及其他满洲史料。1905年，他再次来到奉天，请日本军方出面，强行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还有此行于北塔（奉天城北郊法轮寺）新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起带回日本。这两部满、蒙文藏经，藏于东京大学，后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
对内藤来说，奉天访书的最重大收获是在1912年。这次他是受京都大学委托专程赴奉天，拍摄故宫宫殿内珍藏的清朝史料的。从3月23日到5月17日，整整八个星期，他如愿以偿地拍下了《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满文老档》是研究满洲开发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对日本满洲史研究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五体清文鉴》，是清朝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大民族的文字辞书。由康熙敕修，乾隆年间陆续成书。最早是满、汉对照，后加入蒙、藏文，最后加入维吾尔文，完善为《五体清文鉴》。此书只以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及奉天的宫殿中。它既有语言学上的实用价值，又有历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
此行访书，除以上拍摄外，还雇佣中国人，在文溯阁抄录了《四库全书》中的一部分珍本。
田中庆太郎（1880―1951）是日本有名的汉籍书店文求堂的老板。文求堂是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
1908年至1911年这三四年田中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北京购房居住，一面向当地的文人学者、版本学家等请教汉文化知识，研修汉籍版本，一面全力发掘、购进善本珍籍。在这一阶段，田中通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方式，购买了包括甲骨文、敦煌经卷、《永乐大典》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这些东西部分直接转卖给熟识的学者教授，主要的则通过书店出售。
田中庆太郎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日本中国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依靠这一基本功，他为日本搜求买入了不少珍籍善本。在1928年―1929年间，文求堂曾发行《文求堂善本书目》，汇集了当时文求堂收有的约120种中国古籍善本的图版及简单说明。文求堂还每年发行一册《文求堂书目》，是书店的售书书目。内藤湖南收藏的如今被法定为“日本国宝”的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58卷，便是1915年通过田中庆太郎文求堂，用巨资购得的。就像琉璃厂书店是民国期间中国学者们的俱乐部一样，文求堂也吸引了东京地区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经常在这里看书、买书、谈书，使这里成了中国学研究的信息交换点。到日本游历考察的中国学者，如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一流的版本学家，都到过文求堂，与田中熟识。此外，郭沫若、鲁迅、郁达志、傅抱石等人，或是留学日本期间，或是流亡日本期间，也常常出入文求堂。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日本学术界称其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大致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总称为“文献学家”。他曾先后为静嘉堂文库等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汉古籍，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国，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超越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杏雨书屋主人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人员，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不无收获：在苏州意外廉价地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6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主要从事编目工作。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来华访书购书，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
除以上三人的访书活动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07年的“?宋楼事件”。简述于下：?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俱为浙江归安陆心源（1834－1894）毕生营建的藏书处，是我国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三处藏书共达二十万卷以上，其中有许多宋、元版珍籍，还有许多《四库全书》未收书籍。?宋楼就是专门收藏宋元刊本和名人手抄、手校秘籍的，十万卷楼收藏明以后的秘本及精抄精校本。守先阁则收藏一般性图书，编号上架，供人阅览。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不能如父亲一样护惜图书，藏书渐渐被损坏和尘封，加上陆氏家道中落，亏欠巨款。这些情况正好被1905至1906年间在江南游历的日本学者岛田翰得知，他被破例允许数次登上?宋楼，了解到这些书的珍贵。他深知，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经部比较齐全，子部也有一些善本，惟史部和集部书很少。心想如能使日本买下陆氏藏书，那么，日本所拥有的四部书就相当完备了。因此，他一方面与陆树藩讨价还价，从陆氏索要的50万元，减价到35万元、25万元；一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联系买主，终与三菱财团谈妥。1907年4月，日本三菱财团以10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三处藏书全部买走，运归日本，藏于东京骏河台的静嘉堂文库。岛田翰有《?宋楼藏书源流记》，记此事原委甚详。
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宋炎辑译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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