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啊，到学校去健身

最近，武汉市市民叶已华的口袋里多了一份证件――“武汉四中体育场馆社区居民‘开放日’出入证”。凭这份证件，60岁的叶已华可以在规定时间里，毫无障碍地进入承办过“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武汉市运动会”的武汉四中的标准体育场地，进行健身活动。

和叶已华一样领到了这种进校健身证件的，还有2万余位武汉市民。他们是武汉市启动的40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开放试点的首批直接受益者。

今年1月20日，武汉市13个区的40所中小学校宣布：在节假日，向社会公众敞开校门，无偿提供学校体育场地给附近社区居民锻炼身体使用。这在当时的武汉引起了轰动。老百姓街谈巷议中，已经纷纷相约把锻炼地点从街道上、马路边转移到学校去，要从“健身游击队”升格成“正规军”。

这些健身“正规军”的产生，得益于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2005年11月中旬的一次讲话。当时，李宪生明确提出：全市中小学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应当对社会开放，要强制推行；出现什么问题，就积极地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不应被问题拦住；公办的中小学校，都是财政投入，政府有理由让学校在课余时间向社区居民开放体育设施。

2006年1月，李宪生在武汉市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把学校体育场地向市民开放，并作为武汉市政府本年度为民所办“十件实事”之一。

1月12日，武汉市教育局、体育局、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五大部门联合制定《实施意见》；16日，武汉召开全市动员会，各区协调确定了候选学校名单；20日，武汉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政府工程”在武汉四中正式启动。首批试点学校由原来预定的30所，增加为40所；为了利用好学校寒假期间闲置的场地，启动时间也从3月提前到了1月底；武汉市政府为此特拨100万元经费，用于对40所试点学校的补贴、奖励。

在武汉市教育局局长谢世腰看来，从市政府这一构想的提出，到最后的正式启动、具体落实，前前后后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无疑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出现，就在于政府的指导思想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场地开放，上升到了整合学校教育资源、推行社会大教育，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

“大年初一下午，我到学校一看，好热闹呀！”时隔一个多月后，武汉市台北路学校校长杨经建还津津乐道当时的情景:两三群人打着篮球,还有一家子在玩健身器,30来人热热闹闹地把个体育场搅动得更有“年”味儿。而根据台北路学校《居民锻炼登记表》记载:当天上午还曾经有27人进校锻炼,就连除夕那天,也有32人进入学校场地活动。

虽然要挂心的事情增多了，杨经建还是很高兴，因为，学校也是受益的一方。为了促进台北路学校体育场地的开放，市、区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改造学校的体育场地、添置锻炼健身器材。原来的薄弱学校，现在拥有了200米的塑胶跑道、包括一个灯光球场在内的3个篮球场，教学楼外墙还贴上了白瓷砖，面貌一新。

更让杨经建高兴的是：学校与社区和居民的关系更融洽。此前，学校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居民来校锻炼，但并不十分积极主动。于是，有些居民就采取极端手段：翻墙、钻栏杆、拆栅栏……光校园外墙的铁栅栏，就有十几处被“放倒”。学校为了防止出事，只好增加保安巡逻，和居民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场地开放后，情况大变。一到学校规定的时间，居民就在校门口等待进校锻炼；进校后，居民们自觉服从学校的管理，爱护场地、器械。以往学校和居民“斗智斗勇”的故事，现在只是笑谈了。于是，学校决定增加开放力度：居民只需登记就可以进校锻炼，社区之外的市民也可以进校活动。

“学校和居民都受益。我们何乐不为呢？！”杨经建指点着学校的体育场，快活的笑容挂在脸上。

“2003年底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表明，我国体育场地总面积为13.3亿平方米，人均面积仅为1.03平方米；我国现有体育场地85万多个，其中属于大、中、小学校的场地占总数的65.6％，但开放程度还很不够。”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仅仅用了几个数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就说明了问题的相关性，也点出了学校场馆开放的急迫性。

正因为如此，武汉市这次涉及40所中小学校、2万多张健身证的“试点”，引发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关注，也获得了积极、肯定的评价。武汉的第一步试点，范围虽然小，影响很大。

冯建中强调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体育场馆，是全民健身的必然要求，更是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大势所趋。

全国56万个学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的只占29.2％。开放学校体育场馆，难在哪儿？

从全民健身运动开展以来，我国40%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过政策法规，鼓励或要求学校场馆对社会开放。其中不乏有效的探索，也有一些值得推广的做法。

2000年，北京市体育与教育行政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北京市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管理办法（试行）》。其中第七条规定：学校体育设施，“应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其开放工作要坚持面向社区，服务社会的原则，为周边社区居民健身锻炼提供便利。”2003年7月，北京市又下发了《关于推动本市中小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工作的通知》。如今，北京市的中小学，根据各自的教学要求、地理位置和场地情况，大多数已经以各种形式向社会敞开了大门。

2001年，上海确定的《市民健身条例（草案）》就要求：“学校的体育健身场地应当在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向学生开放；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应当向市民开放”。

2005年，杨浦区殷行街道的18所学校参与教育资源共享行动，将学校体育场地向公众开放；并由中保财产公司为居民健身安全承保；街道委托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负责居民健身期间的管理；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场馆类型、开放时间和设施损耗的不同，每年予以一定的补偿，对管理人员予以一定的津贴。这就一举突破了多数学校开放体育场馆时，最担心的“安全”、“管理”以及“损耗补偿”问题。

2005年，河南省新郑市在全市的中小学校中实行假期“放假不关门”制度，免费将学校的体育场地以及图书馆、阅览室向居民开放。为了让更多的居民了解这一制度，新郑市教育体育局还特别在新郑市电视台发布公告，在学校大门口张贴广告：在开放时间之内，社区居民都可以免费进入学校体育场地活动。而学校不但负责安排值班老师轮流进行管理，学校的体育老师还会对活动人员进行运动指导。

虽然，各地对开放学校体育场馆都先后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但是，学校开放的现状还是参差不齐，普及不够，不能让人满意。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运动司副司长续川告诉记者：在全国共计56万个学校体育场馆中，对社会开放的还只有29.2%，距离全民健身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即便是已经开放的体育场地，其利用率也还有待提高。

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到底难在哪儿？

“人家只对本校的初中生开放。我这么大的个子，又拿不出学生证，哪能进去呀！”杜翔是大学毕业不久的篮球迷，读书的时候，他每天都和同学来场比赛。工作了，球友还是一大帮，可是要在公司和住处附近找块场地，实在太困难。街道的中学倒是有球场，但又不开放。杜翔只好在街边儿胡乱拍拍球，别让自己手变“生”。

“为了预防安全隐患，一张小小的‘社区居民健身卡’，该设计些什么内容，该有哪些规定，该怎样措辞，我用了整整三天来琢磨。”武汉市四中的汪波副校长说起这件事，还透着不轻松。虽说只是向部分市民试点开放，但是“安全”对于学校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责任。为此，她甚至专门请教了学校的法律顾问，才最终完成了“健身卡”的设计。

对此，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郑瑞君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尽管首都体院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早开放学校场馆的高校，并多次因场馆开放获得表彰，郑瑞君还是遇到过好几起学生和居民在锻炼中出现争执的情况。“体育运动本来就容易产生肢体碰撞，又大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免会出现冲突。学校毕竟没法管社会，安全方面有顾虑，很正常。”

除此之外，校外锻炼者在校内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出现人身损害，学校有无责任，是否需要赔偿，也是让校长们犹豫不定的一大原因。

“不开放，本没有这个顾虑；场地开放了，总得担心会不会有人伤着，有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学校财产会不会受损，外来锻炼者要出了事怎么办？实在折腾人。”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校长很坦率地表示，安全问题是学校开放体育场馆时，最大的顾虑。

“体育场馆的建设和养护都需要大笔经常性投入。现在学校学生数量多，尤其是高校扩招之后，校内体育场馆保证正常的教学和师生使用都显得捉襟见肘。要再对外界开放，场馆的损耗、日常维持养护、管理人员工资，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笔费用由谁来负责呢？”

这是记者采访中，许多学校校长共同的担忧。

于是，很多学校在考虑开放场馆时，把适当收费作为场馆养护费用的主要来源。但是，经营体育场馆同样不易，大多数学校的收费也仅仅起到补贴的作用。

对此，北京市体育场馆协会副会长霍建新告诉记者，场馆闲置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经费短缺是阻碍体育场馆开放的重要因素。亚运会后，大学生体育馆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闲置，到1991年1月20日，才决定有偿开放其中的羽毛球馆。当时每小时收费5元。到现在，该馆最好的羽毛球场地已经涨到每小时60元。即便如此，与维护羽毛球馆正常运营所需费用来说，目前的收费还是过低，其收入也仅仅只能用于小规模的维修维护。

“连场馆开放、经营多次获奖的大学生体育馆都这样，学校的顾虑不无道理。”霍建新认为，经费问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校场馆开放的步伐。“但是，相对于社会需求和场馆现状来说，学校体育场馆不是开得多了，而是开得太少了。应该加大对学校体育场馆的利用率。”

5个专业局开放40所试点中小学，政府给学校吃了“定心丸”

对于65岁的武汉市民郑大爷来说，市政府试点开放中小学体育场馆，“好得很。”虽然他家附近就有闻名全国的“黄鹤楼公园”和“首义公园”，但是郑大爷还是有一个愿望：到学校体育场地去锻炼锻炼。因为，“那是正规体育场，还有各种健身器材嘛！”

而没有市政府的积极推动，郑大爷的这种愿望可能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突显出：在现阶段，政府的关注、介入、推动，是解决学校场馆开放问题的关键所在。

的确，无论是武汉40所中小学试点，还是上海殷行街道开放的18所学校，它们积极落实场馆开放的背后，当地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是根本因素。

为开放40所试点学校，武汉市政府调动了教育局、体育局、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等五个专业局的力量来协调、规划，所以才有从提出构想到最后落实，用时还不到两个月的“奇迹”出现。期间，武汉市教育局摸底调研、出台方案、协调学校；武汉市财政局为试点工作特别配套经费100万元；武汉市公安局调动了学校周遍的警力，加强安全检查、增加治安巡逻，给学校吃下一粒“定心丸”。

“开放学校体育场馆，意义重大。地方政府领导重视这一工作，就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大有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如此告诉记者。

而武汉市教育局局长谢世腰印证了这一说法：没有政府的出面，很多问题，仅凭学校、教育部门是无法解决的。武汉的试点工作，既是对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工作的促进，更是政府转变职能、服务市民的具体行动。“要开放！”

对于是否开放学校体育场馆这个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脱口而出这三个字。

之所以有这样简洁明了的回答，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现有体育场地太少，人均占有量更低。据统计，我国每万人拥有开放的体育场地仅有2.59个，人均运动场地面积仅仅1.03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悬殊。而在现有的体育场馆中，大部分属学校所有。因此，盘活现有存量，开放学校体育场馆，显然是解决场馆短缺这“燃眉之急”的“救急之举”。

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已经多次明确提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学校等体育场地设施向群众开放。

同时，体育总局表示将考虑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专列一项资金，用于奖励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先进单位，从经费上给予一定支持。此外，争取教育、民政、税务、物价、财政、保险等单位的支持配合，也已经提上了体育总局的工作日程。

体育总局表示，促进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已经被列入总局的工作要点之中。

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告诉记者，对于学校体育场馆开放，教育部一直相当重视。早在1999年，就已经下发《关于假期、公休日学校体育场地向学生开放的通知》，其后，还专门对此提出过要求。而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开放不足，其原因是复杂的。

对于社会上要求开放学校体育场馆的呼声，教育部也表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学校体育场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学校教育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从学校素质教育走向社会素质教育的起点和开端，对于提高全民族素质、建设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积极做好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工作。

廖文科副司长也表示，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安全”、“经费”、“管理”、“政策法规”都是必须考虑规划的环节。而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必须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不能搞“一刀切”。

据悉，教育部正和国家体育总局通力合作，在摸清全国学校体育场馆现状,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争取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提倡，满足全民健身的需要，为2008年奥运会营造积极的氛围。

到学校去健身郭红松画

学校体育场馆是健身者的乐园。

少年宫也是体育运动的好去处。

北京、武汉不少学校体育设施已向社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