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国人将治国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对统治者治国的成败主要诉诸道德尺度的评判，形成了以德责人的德型政治文化。李商隐的咏史诗从一个侧面宣示了传统德型政治文化自身具有内在的清醒自觉。
其一，李商隐咏史诗
李商隐一生先后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个唐帝。从敬宗朝开始，唐帝国越来越显露出衰败倾覆的态势，呈现全面的社会危机，形成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驭，战乱不休，赋税苛急，民生凋敝的局面。面对严峻现实，眷怀国事的李商隐忧心如焚，他希望借助咏史诗传达微言大义，达到影响人心，改良朝政的目的。对于敬宗的荒德误国，文宗的勤勉优柔，武宗的求仙贪色，宣宗的平庸昏愚，李商隐均在咏史诗中有痛切的讽咏，如《富平少侯》、《陈后宫》二首、《隋师东》之托讽敬宗，《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之悲怀文宗，《茂陵》、《汉宫》、《瑶池》、《海上》之暗喻武宗，等等。李商隐既有不少作品通过叙议某件具体的史事，来指向现实中的某个具体问题，也有一些作品不确定具体的讽咏对象，从而达到更概括地揭示历史规律及鉴古诫今的目的。但不管这些作品内容是否与某个具体事件挂钩，它们都或疏或密地呈现着历史与现实间不可分离的联系。虽然借助咏史以表达对现实的强烈关怀，这种创作情形由来已久，但将咏史怀古的内容与朝政兴败、社稷安危等大命题、大关切相联系，并将创作咏史诗以达到政治鉴诫当成一种自觉的、专意的作为，在李商隐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体现了诗人情系君国、心忧天下的精神判断与价值取向。这种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关注，是德型政治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儒家士大夫责任意识的自然产物。
其二，李商隐咏史诗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性，其直指要害的冷峻讽咏表现出传统德型政治文化深刻的批判能力。
李商隐咏史诗用了大量笔墨谴责历史上的败国亡国之君，其批判的锋芒集中针对他们沉湎女色、迷信神仙、奢乐宴游等荒德恶行。如《北齐二首》：“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挖苦死到临头还忘乎所以的北齐后主的可悲可笑。如《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嘲笑帝王求仙的虚妄愚蠢，等等。除了借古人古事以棒喝当世社会，李商隐还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造成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祸首李隆基，如《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深讽玄宗重色误国、自取其殃。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挖苦玄宗沉迷女色、荒废朝政以至兵祸骤降、宠妃难保。在唐代其他诗人大都忙着歌咏明皇杨妃生死不渝之情的时候，李商隐无情的嘲讽正可见其批判的冷峻深刻，识见的高人一筹。
秦汉以后，中国建立起了君主专制政体，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平衡机制，治国者的勤惰俭奢往往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祸福，治国者个人品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国运的兴衰。唐玄宗早年的励精图治和晚年的奢乐误国带给唐王朝的盛衰起伏，就是显例之一。在治国者品行与国运兴衰这个因果关系未变的实际社会背景下，李商隐将咏史诗批判讽刺的重点锁定在治国者的荒愚德行上，痛心疾首地指斥统治者的恶德秽行，应该说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历史逻辑的清醒选择。
二
李商隐咏史诗的超卓还表现在对历史兴败的常规提出了独到的质疑，在客观上暴露了传统德型政治文化内在的缺憾。
其一，李商隐咏史诗虽然难能可贵地达到了那个时代在史观视野上的新高度，面对败亡相继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发出德型政治文化无可奈何的慨叹。
诗人择取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兴亡，在批判帝王淫奢昏愚足以败国亡国的同时，还对勤俭图治而最终失败的当朝皇帝文宗表示了叹惋、悲悼，其痛惜哀惋中渗透着不得其解的迷茫，包含着对历史兴败定规前所未有的质疑。《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代表了诗人在这方面的思考和困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虽然诗篇主要表达对文宗的哀惋之情，但我们还可从多个层面对其丰富的内涵予以另外的解读。我们从这首作品流露的深切哀惋情绪中，还能读出作者对文宗勤俭贤德而失败的深深不解，对“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个历史定规的质疑。诗人虽然对自己的困惑不得其解，但这个思考质疑本身就是咏史诗历史视野的新突破；诗人无可奈何的悲叹惋惜也启示我们，单纯将道德与兴亡作因果联系的德型政治文化自身存在观念的盲区。
不论是揭示统治者淫奢昏愚足以败国，还是慨叹治国者勤俭贤德也不足兴国，李商隐咏史诗所秉持的尺度都是以德责人，认为治国者的德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而李商隐《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对文宗俭德败政发出了迷茫的悲叹，构成了一个荒德败国，而贤德也未必兴国的道德治国历史悖论。这个悖论本身已达到了历代咏史诗史论的新高度，但以李商隐在传统德型政治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观念尺度，不可能破解这个悖论。诗人不可能思考让治国者个人德行受制于制度框架的可能性，而只能用以德责人的旧尺度来评判历史的是非曲直，这也正是传统德型政治文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跳出的思想盲区。
其二，李商隐咏史诗虽然不可避免地秉持着那个时代在批判观念上的旧尺度，面对迷雾团团的历史怪圈却客观暴露了德型政治文化先天具有的缺陷。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史鉴的国度，对从道德上警惕荒淫奢侈败国亡国，不可谓没有传统的社会认知。但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包括史训、诗谏等各种形式的警示诫言、舆论毁誉，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并未改变历代统治集团腐化昏愚导致败国亡国悲剧一再重演的基本事实。李商隐的许多咏史诗对这种败亡相继的历史悲剧发出了近乎绝望的冷讽，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诗篇入骨入髓地讽刺隋炀帝奢乐荒淫，败国亡身，揭示其灵魂的不可救药。在李商隐咏史诗描述的这种悲剧循环中，我们看到，一代代的统治者如有魔鬼引路，一而再、再而三地跌入同一个败亡的泥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败亡循环的历史怪圈折射出的是道德万能治国理念的虚妄，客观上暴露了德型政治文化无法处理好权力与道德关系的无能。
孟子曾在性善论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天赋道德理论，他想当然地断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寄希望于统治者展现善根善端，从而勤勉政事，善待百姓，实行仁政。这是孟子从性善论假想出来的鸵鸟式愚蠢愿景。然而，无数史事揭示了这种理念的虚妄。历史一再无情地证明，统治者在专制政治权力架构下可以有恃无恐地放纵人欲，人们对统治集团的道德失控仅仅进行谴责咒骂或跪拜祈愿是无济于事的，对政治权力架构无实质改变的任何道德层面的民怨和民愿，都不会长久地被当权者所真正重视，传统德型政治自身有着无法自我克服的观念盲区及机制缺陷。这就是李商隐清醒而无奈的咏史诗带给我们的启示。（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
